【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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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对于全球化尽管是毁誉褒贬越来越多,但不管是什么人皆不能忽视这一问题.全球化所引发的一系列讨论,有可能阐发出不同于以往研究对象与方法的新的研究.这篇论文,我将从历史研究的视角,采取现代与历史的循环往复的方法,来论述这一新的研究的可能性.必须尝试站在“地域研究”，这样的“空间”，视角对历史研究重新加以定位。也就是说，要使历史研究从过去的以“时间”为主要对象的研究方法转向以“空间”为主要对象，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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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对于全球化尽管是毁誉褒贬越来越多,但不管是什么人皆不能忽视这一问题.全球化所引发的一系列讨论,有可能阐发出不同于以往研究对象与方法的新的研究.这篇论文,我将从历史研究的视角,采取现代与历史的循环往复的方法,来论述这一新的研究的可能性.必须尝试站在“地域研究”，这样的“空间”，视角对历史研究重新加以定位。也就是说，要使历史研究从过去的以“时间”为主要对象的研究方法转向以“空间”为主要对象，从本文的主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空间的角度对东亚世界进行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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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是亚洲文化发展与交流的主要交汇处之一,是亚洲文明对话的重要舞台.东南亚文化具有包容性的特征,造就了该地区文化丰富多彩的多样性;而东南亚文化多样性的扩大和保持,又进一步增强了该地区的文化包容性.东南亚文化的包容性使东盟这一该地区的区域合作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并成功地向实现建立"东盟共同体"的目标;同时也为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世界文明的版图中,中华文明和阿拉伯文明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都属于卡尔·雅斯贝尔斯所称的"轴心文明".中华文明和阿拉伯文明的交流和对话,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和启示.在亚洲文明对话的框架下,进一步深化中阿两大文明的交流与对话,拓宽文明对话的背景和参照,不仅能让中阿双方加深理解、取长补短,实现自我反思与互惠双赢,而且能对不同文明之间的求同存异、和平共处,起到重要的示范效用.
在2015年9月的第五届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首脑峰会上宣布:将推出土耳其、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四国通用的中小学历史教材《突厥通史》,下一步将推出《突厥地理》和《突厥文学》.对此,中国应尽快通过有关渠道,表明中国的立场.把握好“历史上突厥民族是中华民族中一员”的原则，密切关注境外“突厥世界一体化”中关于突厥历史的观点和表述，及时掌握“突厥世界一体化”对我国突厥语族(其中维吾尔民族占一半
亚洲是一块古老的文明大陆,近代以来,古老的亚洲文明经历了欧洲文明的冲击,并选择了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路径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本文主要从政治文明角度谈谈亚洲不同文化体系,对于现代国家结构模式的选择.对于多民族共生的亚洲大陆而言,西方式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国家模式,成为很多地区战争与动乱的根源.因此需要反省这种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渊源及其适用性问题,从而探讨亚洲国家现代国家模式选
2006年主编出版了一部《文明对话丛书》.其中韩国己故著名教授李正浩博士的《韩文的创制与易学》就是一部关于亚洲文明对话的代表著作.这部著作的主旨是讲韩字创造的学术依据是中国的儒学.本论文将这部著作的概要陈述如下.孔子是中国儒学的创立者.儒学的载体是汉字,作为儒学载体的汉字在古朝鲜时代就已传入了朝鲜半岛.古代韩民族只有语言但无文字,所以汉字的传入,在韩民族文化史中具有划时代的贡献.这种贡献表现在两个
在东北亚地区形成的古代文化中存在着一些共同的文化要素,即汉字、儒家思想.中韩两国最被熟知的『仁』思想观点影响最多的是伦理和礼仪.传世文献《论语》一书中『仁』出现多达108次多,出土文献也出现频率很高,可见它的重要性.两国有了『仁』字以后产生了多方面的含义及其丰富的范畴,孔子以后『仁』字成为人的最高的美德而准则.其涵义什么时候出现,在商代和西周时期已否出生,还要推敲的问题.而且在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家那
以晦庵朱熹(1130-1200)所集大成之宋代理学,北传元朝,那时候,高丽朝,比较积极之引进理学,但是由于高丽的环境,即宗教(佛教)以及,政治,社会,不足吸引,理学,因此之故,理学,约一世纪,几乎没有盛大的发展,到朝鲜朝(1392-1910),新王朝,朝鲜,才(才)是取理学为国家统治理念,理学就开始趋向发展,不但在理论方面,而且实际的适用上,从这时候开始,发展起来,在此理论方面,达到顶峰.那就是,
王阳明集儒家心学之大成,融通儒释道思想,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推陈出新.他的"心即理"、"心外无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学说,在中国和日本、韩国三国的哲学思想史上都有重要影响,并且形成了中日韩三国的阳明学派.到近代社会,阳明心学在东亚三国更加令人瞩目.日本佐藤一斋、吉田松阴等大力弘扬阳明学,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先导.中国康有为、梁启超等先进人物变法维新,亦借鉴日本明治维新,十分看重阳明学的思想
当代儒学的复兴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这是一个历史、文化与哲学思想传统自然发展的趋向,显示了时代与社会的变迁,也显示了人在经验与知见上诠释的差异,并非不可取,实为文化活力的征象.问题乃在是否仍然保持而且发展了儒学的核心价值,是否能够推广核心价值的影响与大用.若从客观的时代与社会变迁来说,这些变迁是否仍然能够带动人的心性内涵的认知以及其创造性的发展与人的整体价值的自觉与追求.事实上,可以提出以下几个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