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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是当代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中最重要的因素。知识促进发展,知识创造财富。知识因素是解释各国和各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性最重要的因素。在21世纪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竞赛中,知识因素无疑将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知识资源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大优势资源,反之知识发展水平落后又是落后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最大的瓶颈。后者欲追赶前者就必须首先缩小知识发展差距。知识发展指标包括获取知识能力、吸收知识能力和交流知识能力三个方面。本文首次采用10个指标经加权构成综合知识发展指标,以此衡量各地区知识发展水平,作为分析我国知识发展的地区差距的依据。研究表明,中国是一个经济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又是知识发展差距最为显著的国家之一。在衡量知识发展水平的三大类10个指标中有7个指标相对差距明显高于人均GDP相对差距。北京、上海是我国知识资源最丰富的地区,相当于全国人均水平的6.1倍和5.3倍,东部许多地区属于知识发展高水平地区,而大多数中西部地区属于知识发展低水平地区,其中西藏和贵州仅相当于全国人均水平的32%和38%。一般而言,矿产资源匮乏的地区知识发展水平高,同时开放度高,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的能力强;而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知识资源匮乏,同时开放程度低,利用国际资本和国际贸易能力低下。在计划经济条件之下,矿产资源丰富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良好基础,但在市场供求格局发生变化以及在大规模的结构调整过程中,缺乏知识资源的地区则处于被动状态,而知识资源丰富的地区则有较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例如,1998年,广东45种矿产资源潜在价值占全国总量的0.8%,而其专利批准量占19.5%,电话用户数占11.0%,移动电话用户数占15.8%,互联网用户数占18.9%,吸收外国直接投资(FDI)占26.2%,是我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地区之一。相比之下,1998年山西的45种矿产资源潜在价值占全国总量的20.1%,而专利批准量只占1.2%,电话用户数占1.8%,移动电话用户数占1.8%,互联网用户数占0.6%,吸收的FDI占0.5%,是知识资源不足的地区。形成各地区知识发展差距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也是极其复杂的。第一个是经济发展因素。知识发展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结果。例如,福建在1978年人均GDP居全国倒数第7位,1998年上升至第6位,同年综合知识发展指数居第5位;青海在1978年人均GDP大大高于福建,在全国居第7位,到1998年下降至第24位,综合知识发展指数居全国第29位。经济因素主要通过增加消费提高人民对知识发展的需求能力促进知识发展;投资对知识发展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较消费的作用要差,主要原因可能在于目前投资的重心还主要是硬件投资,而不是投资于人民,特别是投资人的知识能力发展。我们的回归结果给出了一个定量的概念:1998年,如果两个地区的人均GDP指数相差1个百分点,则知识发展指数可能会相差到1.22个百分点。如果两个地区的人均投资指数相差1个百分点,则其知识发展指数可能相差0.26到0.53个百分点;如果两个地区的人均消费指数相差1个百分点,则知识发展指数可能相差0.85到1.18个百分点。第二个重要因素是知识发展模式。以各地区的知识生产为例,明显地表现出以北京为代表的以创造国际收录论文为中心的"追求国际领先"型知识生产模式和以广东为代表的以创造专利特别是实用新型专利为中心的"直接创造财富"型知识生产模式。后一种知识生产导向更注重知识的市场价值,注重通过技术创新,使得知识生产能够直接地转化为企业的市场利润。广东在专利上,特别是在外观设计上的巨大的优势,正是这种知识资源配置的结果。相比之下,一些省份,如辽宁、吉林和陕西,知识生产的人力资源强于广东,但是生产知识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要远远弱于广东,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有效地配置知识生产资源,没有将有限的知识资源主要用于"直接创造财富"型的知识生产。开放因素是影响知识发展水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开放包括对外和对内的开放,还包括对国内不同主体的开放,如对外地区、对民间组织、对私人的开放,它可以建立一种更为广泛的参与机制,推动知识发展进程。东部知识发展水平较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较高的对外开放度。以FDI为例,1998年,中国东部各地区吸引FDI的能力远远高于中西部。东部省份获得的FDI占全国总量的87.2%,中、西部分别只有9.8%和3.0%。广东省吸收的FDI占全国总量的1/4以上,相当于中西部19个省份的总和的2倍多。我们将以FDI占GDP的比重衡量的对外开放度代入回归方程发现:如果两个地区的开放度相差1个百分点,其知识发展指数的差别可能达到4个百分点。此外,政府作用也对知识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地方政府通过支出缩小知识发展差距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发挥。知识资源是最重要的发展资源,中西部发展的最大的瓶颈是知识资源的匮乏,并且对现有知识资源利用能力低下。因而,中西部开发的未来的方向应从主要开发自然资源转向开发人力资源和知识资源,使知识要素成为加快西部发展的最重要的要素,同时成为推动改革的重要要素。为此,中西部地区必须将知识发展确立为本地区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同时通过开放促进更多的参与,加强监督和管理,采取具体政策措施,实施知识发展战略。包括改革R&D体制,提高生产知识的能力,同时开放市场增加从外国和外地引进知识的能力,缩小获取知识能力的差距;加速发展各级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增加公民终身受教育的机会,提高全体公民吸收知识的能力,缩小吸收知识能力的差距;加快通信、网络建设,扩大公民交流知识与信息的能力,缩小交流知识能力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