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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明清到清末民初的漫长岁月里，天津相继形成三大不同性质的城市空间(也称社会空间)：一是中世纪城市空间。它以漕运(包括河运与海运)和芦盐运销为支柱，推动着传统工商业的发展繁荣，并达到中世纪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形成典型的中世纪城市空间，创造出中世纪社会文明的辉煌。二是外国租界空间。天津开埠后，列强“永租”租界而形成的外国租界空间，是殖民地的产物。虽然租界由列强“永租"，但是租界社会空间的营造者、纳税人和租界管理的监督者，则是西方商人、银行家和实业家，他们是租界空间的主人，而不是侵略者。
在租界主人的营造下，租界又是传播近代文明的基地：并促进和参与天津社会文明的更新，推动者着天津城市空间走向近代。三是天津城厢内外城市空间。天津开埠后，西方列强逐渐分割天津城外海河两岸的土地，划定和扩展为“永租”租界，遂把天津完整的城市面积横加割裂，造成天津城厢内外的面积仅是租界面积的十二分之一!天津城厢内外城市空间，实际上既是中世纪城市空间的延续，又是学习西方和营造近代文明的社会空间的新趋向，形成新旧杂陈、中西共生的城市空间。除此之外，还有独特的天津军屯空间。因为天津是京城的屏障，屯兵的重镇；天津开埠后又是中国最早以西法练兵、最早编练现代化新军的“圣地"，当是天津城市空间的另一支柱。天津多种形态的近代城市空间，必然营造出多样、丰满、甚至超前性的社会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