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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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疾经》,全称《救护众生恶疾经》,又名《救病经》《救疫经》《疾病经》《救疾病经》和《救护疾病经》.目前所见最早关于该经的著录是隋代法经的《众经目录》.该经录卷四将《救疾经》列于"伪妄"部,载"《救护众生恶疾经》一卷(一名《救疾经》)".卷末着重说明,"前五十三经,并号乖真,或首掠金言而末申谣谶,或前论世术,后托法词,或引阴阳吉凶,或明神鬼祸福,诸如此比,伪妄灼然,今宜秘寝,以救世患".可见,隋代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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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与新疆出土文献暨旅顺博物馆百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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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疾经》,全称《救护众生恶疾经》,又名《救病经》《救疫经》《疾病经》《救疾病经》和《救护疾病经》.目前所见最早关于该经的著录是隋代法经的《众经目录》.该经录卷四将《救疾经》列于"伪妄"部,载"《救护众生恶疾经》一卷(一名《救疾经》)".卷末着重说明,"前五十三经,并号乖真,或首掠金言而末申谣谶,或前论世术,后托法词,或引阴阳吉凶,或明神鬼祸福,诸如此比,伪妄灼然,今宜秘寝,以救世患".可见,隋代的疑伪经已经泛滥成灾,到了僧众视之为祸患的程度,因此特纂疑经和伪经目录,以辨伪存真,挽救世患.所幸，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书中保留了大量《救疾经》残片。
其他文献
近年来,徽州文献的搜集利用呈现出多样化特点,与民俗文化、社会生活相关的文书史料愈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些文书为研究者提供了众多具体、生动的原始资料,极大丰富了人们对于明清时期徽州社会的认识.天津博物馆现藏有清代道光时期徽州邵氏嫁女所录收支账册一部.该账册不同于以往发现的"嫁妆账",更不同于"婚书"等旧式文约,它完整记录了朱姓与邵姓缔姻的全过程,内容涉及婚姻礼俗、钱财收支、嫁妆清单以及各项程式细则等多
在经历了数十年的知识传播后,至维新运动时期,博物馆已被晚清先进知识分子视为是兴教育、开民智的重要工具,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由此提出了在中国创设博物馆的主张,但近代博物馆真正被国人移植到国内则是在1900年之后.此一时期,教育近代化成为国家和社会改革的重要议题,而向日本学习则成为实现教育近代化的捷径.在此背景下,严修、罗振玉、陈毅、张謇等东游官绅均对日本的教育制度和博物馆事业给予了重点关注.经由这些东
湖社画会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北方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中国画画家社团之一,其主要活动形式有:定期例会、开展教学、举办(或参与)展览.同时还创办刊物.湖社画会为天津培养了大批美术专门人才.它积极开展中外艺术交流,他们的开放性特征及世界眼光,极大地影响了天津地区的美术发展,画会组织的活动促进了天津与国内其它重要城市以及与世界的艺术交流与合作.拓展了天津文化艺术的传播路径与交流空间,让天津借助北京实现了
旅顺博物馆所藏西域出土文献,以吐鲁番出土为主,也有少量文书出自库车、和田等地.与压倒性的佛教文献相比,公私世俗文书较少,这与大谷文书的情形正相反.于历史研究而言,史料的珍贵与否,取决于史料提供解决历史问题的信息多寡,旅博所藏公私文书数量不多,但史料价值却不容低估.
中村不折《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是最早关于吐鲁番出土文献书法研究的专著,系统梳理了书道博物馆所藏西汉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近一千年的书法墨迹,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吐鲁番出土写本文献和墓志.中村依据纪年文献对其他写本加以推断,并为之断代,还就汉唐之间书法、书体演变问题加以阐述.由于使用了出土文献,此书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书法史的内涵,扩展了书法史的研究对象,确立了根据有纪
旅顺博物馆收藏的新疆出土文献为数可观.1923年秋,俄国学者米洛诺夫(Nikolai D.Mironov)初步整理出其中婆罗谜文字残片内容,1961年正式出版于《西域文化研究》第四《中亚古代语文献》.嗣后蒋忠新、辛嶋静志、段晴等学者都有所研究.至于以吐火罗语(即龟兹语与焉耆语)书写的残片,法国东方学者列维(Sylvain Lévi),以及吐火罗语研究在德国的奠基者西格(Emil Sieg)、西格凌
唐代最重要的两部《论语》注本是郑玄的《论语注》与何晏的《论语集解》.隋唐以前,南学崇何,北学尊郑,正如《隋书·经籍志》所云:"梁、陈之时,唯郑玄、何晏立于国学,而郑氏甚微.周、齐,郑学独立."此段话概括了南北分立时代《论语》学在地域上的划分以及郑、何两注本重要性的升降.唐承隋制,郑、何并行,虽然都是官方承认的注本,但《郑注》最终被《集解》取代,于唐末五代散佚,而据传世文献的辑佚,难窥《郑注》原貌一
讲述佛祖释迦牟尼一生事迹的佛教经典,共有十三部进入《大正藏》系统,系于本缘部佛传类1.其中,体量最为庞大的,当属六十卷本《佛本行集经》,其它十二部佛经或者几卷,或者十几卷的篇幅而已.这部经典并非该类佛经中最早或最晚翻译者,但产生的影响却最为深远.因为篇幅巨大,《佛本行集经》对释迦牟尼出生、成道等生命过程的记述、描写,更为充分和细致,这就为后代相关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素材.唐五代流行于敦煌民间的
《大正藏》第85卷《疑似部》,有一部以《日本大藏经》所收为底本,以正仓院圣语藏藏本为校本的《像法决疑经》一卷.此经从一开始见于佛教经录,即594年释法经的《众经目录》,就被当作是"疑惑"之经2.虽有费长房《历代三宝记》认为此经只是失译者,并未怀疑真伪,但后续隋唐时期的经录,基本都将此经视作是"疑伪经".《像法决疑经》的思想观念，对中日佛教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这说明，决定一部“疑伪经”是否具有生命力
日本京都净土真宗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大谷光瑞(1876-1948)所组的大谷探险队1902至1914年间,先后三次前往中亚、新疆、甘肃等地进行佛教史迹考察活动,获取数量可观的考古文物,携回日本,学界称之为"大谷收集品".其中,有古印度佛教造像、敦煌写卷及大量的吐鲁番文书.吐鲁番是探险队考察发掘的重点地区,大量的吐鲁番文书成为大谷收集品的主体,更是吐鲁番佛教文献的核心.今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的研究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