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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不仅是鲁迅最优秀的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小说,小说集中塑造了一个充满精神胜利的阿Q形象,这一形象不仅高度概括了辛亥革命时期落后农民的共同特征,而且概括了当时整个中国人的某些人性弱点,揭示了国民的劣根性。无论从艺术概括的深度和广度来说,阿Q这一形象都是高居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切形象之上的。
阿Q这一形象是鲁迅对中国人长期静观默察孕育而成的,他在鲁迅心目中“确已有了好几年”。阿Q以其复杂的性格和丰富的意义而成为中国现代小说中最成功的典型形象之一。鲁迅写作《阿Q正传》的目的就是要通过阿Q的形象,挖掘出中国农民愚昧落后的原因,提示出中国人的灵魂。因此,从阿Q形象出现的第一天起,就有人“栗栗危惧”,怀疑作者是在借阿Q骂自己,或者害怕有一天终会骂到自己头上来。作品开始在报上连载不久,茅盾就断言:“《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阿Q这人,要在现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面熟。是啊,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而且,阿Q所代表的中国人的品性,又是中国上中社会阶级的品性。”
阿Q生长在未庄,是一个质朴的劳动者,但又流浪到城市,当过小偷,沾染了游手好闲之徒的狡猾。他处于被封建势力压迫的下层,却又接受了封建文化的熏陶;他既信奉圣贤的教诲,又萌发着反抗的要求。他的性格是矛盾的集合体:既自高自大,又自暴自弃;既甘愿被人欺凌,又喜欢欺凌别人;既迷信男女之大防,又止不住要向吴妈求爱。
在小说中,他是个被封建统治阶级剥夺得一无所有的赤贫,最后竟糊里糊涂地做了示众的材料,不明不白的死在“革命党”的屠刀下。阿Q在短短三十几年的一生中,承受了多少人间的不幸和灾难！在他惊人的麻木的心灵里蕴蓄了多少人生的痛苦和心酸！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本应是旧中国农村无产者的典型了。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鲁迅并没有一本正经、声泪俱下地控诉地主老爷们压迫阿Q的惨状,没有让读者正襟危坐,敛声屏息地倾听阿Q反抗压迫的英雄故事。鲁迅当年假如只是出于对阿Q进行社会学的图解,那么阿Q也就无法成为不朽的典型。阿Q典型的艺术力量恰恰就在阿Q身上具有的不同于一般雇农的那种特殊性。正是这种特殊性,包含了作品震撼人们灵魂的美学意蕴。
那么特殊性是什么呢？就是阿Q的异乎寻常的性格特征。你看,阿Q的命运够凄惨的了,但是他却时时感到得意;阿Q在现实中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可是他在精神上却一次又一次的获胜。直到被抓去砍头前,阿Q还能战胜死亡的恐惧,无师自通的大喊:“过去二十年又是一个——”,表现出使人的灵魂颤栗的得意。一方面在现实中到处碰壁、饱尝心酸,另一方面在幻想中自欺安慰、自傲自足。我们在小说中可以明显看到:鲁迅正是从实际的失败受辱和虚妄的胜利自傲这两方面来描写阿Q性格的。在这里,凄惨和得意、失败和胜利形成强烈的对比;物质和精神、现实和幻想尖锐的对立;悲剧和喜剧、眼泪和笑声高度地交融统一,它们形成了巨大的情感冲击波,轰击着读者的灵魂。而且,阿Q越是获得精神的胜利,读者就越是感到悲哀;阿Q越感到得意,读者就越是感到痛苦。这是多么奇异的魅力啊！鲁迅哪里是在塑造一个雇农的典型呢？分明是在揭示生活的悲喜剧的真相。作者是由痛苦的沉思转为发笑,而读者则由发笑转入痛苦的沉思。阿Q性格的真谛,不正是存在于这特殊的矛盾统一体之中吗？
过去,人们常常把阿Q的性格特征归结为一点,即精神胜利法。因而,“精神胜利法”几乎成为阿Q性格的代名词。这当然是因为鲁迅把阿Q的这一思想行为方式的外表特征描绘得十分传神、突出,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但如果以为精神胜利法就是阿Q的全部特征内涵,那就把问题简单化了。而如果真正用发展的眼光看,至少我们应该承认,从小说的第四章“恋爱悲剧”开始,作家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描述就不像前三章中那样占主导地位了。尽管精神胜利法是阿Q思想行为方式的一个显著特征,但不能以这一特征的概括代替对阿Q性格复杂性的研究。从系统论的观点看来,阿Q性格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是由各种性格因素按一定的结构方式构成的有机整体。所谓性格因素就是阿Q的全部思想行为方式所表现的性格内容,它是构成人物个性特征的人格素质。阿Q性格的基本原素有以下几种。
质朴愚昧但又圆滑无赖。阿Q靠出卖劳力聊以度日,浑浑噩噩的过日子,几乎是凭着本能劳动和生活。但另一方面,阿Q有表现出圆滑无赖。他偷尼姑庵的萝卜,被尼姑发现了,死皮赖脸不承认,还说:“你能叫得它答应吗？”颇有善于应变的“圆机活法”。
争强好胜但又忍辱屈从。阿Q很爱面子,处处都想胜人一筹。这种争强好胜的心理甚至发展到与别人比丑的荒唐地步。但另一方面,阿Q却处处忍辱屈从。他受尽压迫凌辱,而默默忍受着。赵太爷不许他姓赵,打了他嘴巴,他没有抗辩;地保训斥了他一番,他又谢了地保二百文酒钱;他向吴妈求爱,赵太爷趁机敲榨,剥夺了他的劳动和生活的权利,他也没有反抗的表示。
狭隘保守但又盲目趋时。阿Q自以为见识高,其实是偏狭,凡是不合未庄老例的,他都认为是错的,阿Q的逻辑是存在即合理,不容任何变革,为祖宗成法是尚。但阿Q又善于赶时髦,进过一趟城,就鄙笑乡下人不见世面,夸耀城里连小孩也能“叉麻酱”。革命党进城,看到未庄的人将辫子盘在头上的渐渐多起来,他也学着这样做。
排斥异端而又向往革命。阿Q很有排斥异端的正气。小尼姑不合儒教,是他排斥的对象,而假洋鬼子进洋学堂,因而成为他最厌恶的一个人。他对造反也是深恶痛绝之。但后来革命来了,尽管他也懂得这是杀头的罪名,是最大的异端,但看到革命对自己有利,也就想搞革命,甚至不惜去投靠他最厌恶的假洋鬼子。
憎恶权势而又趋炎附势。阿Q受欺负愤愤不平,对压迫他的权势者赵太爷之流心怀怨恨,只要有反抗报复的机会,他就会狠狠报复,因此看到赵太爷们在革命浪潮到来之际慌张的神情,他便十分快意。但在赵太爷权高势重之时,阿Q却又想攀附他。他总想能与赵家联系起来,借重赵太爷的权势来提高自己的地位。
敏感禁忌而又麻木健忘。阿Q对自己的弱点神经过敏,那头上的癞疮疤成了他的禁区,因而犯下了禁忌症,但一面对实际的屈辱却又麻木健忘。求爱之后,刚刚挨了赵秀才大竹杠的痛打,却很快就忘了,反倒跑去看热闹。最后被把总抓进大牢,判了死刑,他仍不知死期已到,反而因圆圈画得不圆而后悔。示众时还想法博取观众的喝彩。真是惊人的麻木。
不满现状又安于现状。阿Q每当受到欺侮而不平时,总是感慨:“现在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并且他也希望改变自己的现状,对革命的幻想就是阿Q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但实际上他却安于现状,任凭赵太爷们的算计和迫害,他都能随遇而安。到了山穷水尽之时,他就用命运来宽慰自己,以为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紧抓出、要游街示众,有时也未免要杀头。因而内心也就释然了,直至战胜了死亡的恐怖。
以上这一系列矛盾着的性格特征,在一系列的看来可笑而实质可悲的场面描写之中,使阿Q这一典型跃然纸上。阿Q的性格特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时代性和民族性,而其意义又是超阶级、超时代、超民族的, 具有高度的典型化。
阿Q这一形象是鲁迅对中国人长期静观默察孕育而成的,他在鲁迅心目中“确已有了好几年”。阿Q以其复杂的性格和丰富的意义而成为中国现代小说中最成功的典型形象之一。鲁迅写作《阿Q正传》的目的就是要通过阿Q的形象,挖掘出中国农民愚昧落后的原因,提示出中国人的灵魂。因此,从阿Q形象出现的第一天起,就有人“栗栗危惧”,怀疑作者是在借阿Q骂自己,或者害怕有一天终会骂到自己头上来。作品开始在报上连载不久,茅盾就断言:“《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阿Q这人,要在现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面熟。是啊,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而且,阿Q所代表的中国人的品性,又是中国上中社会阶级的品性。”
阿Q生长在未庄,是一个质朴的劳动者,但又流浪到城市,当过小偷,沾染了游手好闲之徒的狡猾。他处于被封建势力压迫的下层,却又接受了封建文化的熏陶;他既信奉圣贤的教诲,又萌发着反抗的要求。他的性格是矛盾的集合体:既自高自大,又自暴自弃;既甘愿被人欺凌,又喜欢欺凌别人;既迷信男女之大防,又止不住要向吴妈求爱。
在小说中,他是个被封建统治阶级剥夺得一无所有的赤贫,最后竟糊里糊涂地做了示众的材料,不明不白的死在“革命党”的屠刀下。阿Q在短短三十几年的一生中,承受了多少人间的不幸和灾难！在他惊人的麻木的心灵里蕴蓄了多少人生的痛苦和心酸！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本应是旧中国农村无产者的典型了。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鲁迅并没有一本正经、声泪俱下地控诉地主老爷们压迫阿Q的惨状,没有让读者正襟危坐,敛声屏息地倾听阿Q反抗压迫的英雄故事。鲁迅当年假如只是出于对阿Q进行社会学的图解,那么阿Q也就无法成为不朽的典型。阿Q典型的艺术力量恰恰就在阿Q身上具有的不同于一般雇农的那种特殊性。正是这种特殊性,包含了作品震撼人们灵魂的美学意蕴。
那么特殊性是什么呢？就是阿Q的异乎寻常的性格特征。你看,阿Q的命运够凄惨的了,但是他却时时感到得意;阿Q在现实中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可是他在精神上却一次又一次的获胜。直到被抓去砍头前,阿Q还能战胜死亡的恐惧,无师自通的大喊:“过去二十年又是一个——”,表现出使人的灵魂颤栗的得意。一方面在现实中到处碰壁、饱尝心酸,另一方面在幻想中自欺安慰、自傲自足。我们在小说中可以明显看到:鲁迅正是从实际的失败受辱和虚妄的胜利自傲这两方面来描写阿Q性格的。在这里,凄惨和得意、失败和胜利形成强烈的对比;物质和精神、现实和幻想尖锐的对立;悲剧和喜剧、眼泪和笑声高度地交融统一,它们形成了巨大的情感冲击波,轰击着读者的灵魂。而且,阿Q越是获得精神的胜利,读者就越是感到悲哀;阿Q越感到得意,读者就越是感到痛苦。这是多么奇异的魅力啊！鲁迅哪里是在塑造一个雇农的典型呢？分明是在揭示生活的悲喜剧的真相。作者是由痛苦的沉思转为发笑,而读者则由发笑转入痛苦的沉思。阿Q性格的真谛,不正是存在于这特殊的矛盾统一体之中吗？
过去,人们常常把阿Q的性格特征归结为一点,即精神胜利法。因而,“精神胜利法”几乎成为阿Q性格的代名词。这当然是因为鲁迅把阿Q的这一思想行为方式的外表特征描绘得十分传神、突出,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但如果以为精神胜利法就是阿Q的全部特征内涵,那就把问题简单化了。而如果真正用发展的眼光看,至少我们应该承认,从小说的第四章“恋爱悲剧”开始,作家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描述就不像前三章中那样占主导地位了。尽管精神胜利法是阿Q思想行为方式的一个显著特征,但不能以这一特征的概括代替对阿Q性格复杂性的研究。从系统论的观点看来,阿Q性格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是由各种性格因素按一定的结构方式构成的有机整体。所谓性格因素就是阿Q的全部思想行为方式所表现的性格内容,它是构成人物个性特征的人格素质。阿Q性格的基本原素有以下几种。
质朴愚昧但又圆滑无赖。阿Q靠出卖劳力聊以度日,浑浑噩噩的过日子,几乎是凭着本能劳动和生活。但另一方面,阿Q有表现出圆滑无赖。他偷尼姑庵的萝卜,被尼姑发现了,死皮赖脸不承认,还说:“你能叫得它答应吗？”颇有善于应变的“圆机活法”。
争强好胜但又忍辱屈从。阿Q很爱面子,处处都想胜人一筹。这种争强好胜的心理甚至发展到与别人比丑的荒唐地步。但另一方面,阿Q却处处忍辱屈从。他受尽压迫凌辱,而默默忍受着。赵太爷不许他姓赵,打了他嘴巴,他没有抗辩;地保训斥了他一番,他又谢了地保二百文酒钱;他向吴妈求爱,赵太爷趁机敲榨,剥夺了他的劳动和生活的权利,他也没有反抗的表示。
狭隘保守但又盲目趋时。阿Q自以为见识高,其实是偏狭,凡是不合未庄老例的,他都认为是错的,阿Q的逻辑是存在即合理,不容任何变革,为祖宗成法是尚。但阿Q又善于赶时髦,进过一趟城,就鄙笑乡下人不见世面,夸耀城里连小孩也能“叉麻酱”。革命党进城,看到未庄的人将辫子盘在头上的渐渐多起来,他也学着这样做。
排斥异端而又向往革命。阿Q很有排斥异端的正气。小尼姑不合儒教,是他排斥的对象,而假洋鬼子进洋学堂,因而成为他最厌恶的一个人。他对造反也是深恶痛绝之。但后来革命来了,尽管他也懂得这是杀头的罪名,是最大的异端,但看到革命对自己有利,也就想搞革命,甚至不惜去投靠他最厌恶的假洋鬼子。
憎恶权势而又趋炎附势。阿Q受欺负愤愤不平,对压迫他的权势者赵太爷之流心怀怨恨,只要有反抗报复的机会,他就会狠狠报复,因此看到赵太爷们在革命浪潮到来之际慌张的神情,他便十分快意。但在赵太爷权高势重之时,阿Q却又想攀附他。他总想能与赵家联系起来,借重赵太爷的权势来提高自己的地位。
敏感禁忌而又麻木健忘。阿Q对自己的弱点神经过敏,那头上的癞疮疤成了他的禁区,因而犯下了禁忌症,但一面对实际的屈辱却又麻木健忘。求爱之后,刚刚挨了赵秀才大竹杠的痛打,却很快就忘了,反倒跑去看热闹。最后被把总抓进大牢,判了死刑,他仍不知死期已到,反而因圆圈画得不圆而后悔。示众时还想法博取观众的喝彩。真是惊人的麻木。
不满现状又安于现状。阿Q每当受到欺侮而不平时,总是感慨:“现在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并且他也希望改变自己的现状,对革命的幻想就是阿Q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但实际上他却安于现状,任凭赵太爷们的算计和迫害,他都能随遇而安。到了山穷水尽之时,他就用命运来宽慰自己,以为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紧抓出、要游街示众,有时也未免要杀头。因而内心也就释然了,直至战胜了死亡的恐怖。
以上这一系列矛盾着的性格特征,在一系列的看来可笑而实质可悲的场面描写之中,使阿Q这一典型跃然纸上。阿Q的性格特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时代性和民族性,而其意义又是超阶级、超时代、超民族的, 具有高度的典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