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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是法国最具国际性影响的社会学大师之一,是当代批判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他的思想和著述在国际学界广受重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也引起了我国社会学者的注意。场域理论与资本理论都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分析教育现象的有力工具。本文运用布迪厄的场域与资本理论,将择校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场域,分析这一场域中相关资本之间的转换,揭示家长择校更注重的是对文化资本“隐蔽”功能的追求,通过对文化资本“隐蔽”功能的阐释,揭露择校现象长期存在的社会原因。
场域理论与资本理论
(一）场域理论
“场域”(field)是布迪厄实践社会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也是布迪厄从事社会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布迪厄在社会学研究中提出场域概念既受物理学中磁场论的启发(布迪厄在分析社会场域时就用过物理学中的磁场作比喻),也与现代社会高度分化的客观事实有关。布迪厄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在布迪厄看来,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各种不同的“场域”,如经济场域、政治场域、艺术场域、学术场域等;社会作为一个“大场域”就是由这些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子场域”构成的。如何认识和把握既高度分化又连为一体的社会大场域呢？既反对“个体主义方法论”也不赞成“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布迪厄采取了从“中间入手”(即从场域入手)的策略。布迪厄强调:“社会科学的真正对象并非个体。场域才是基本性的,必须作为研究操作的焦点。”布迪厄认为场域是场域内占据位置的人们以个人或集体的方式,为了捍卫或改进他们现有位置而斗争和战斗的竞技场。场域结构不仅是保护或改进位置的策略基石,也是策略的指引。场域是一种竞争市场的形态。在场域内,各式各样的资本被使用、被部署。在布迪厄看来,场域竞争的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资本不仅是场域活动竞争的目标,同时也是用以竞争的手段。布迪厄从来不把场域看成是静止不动的空间,因为场域中存在着积极活动的各种力量,它们之间的不断“博弈”(game)不仅使场域充满活力,而且使一个场域类似于一种“游戏”。这种游戏是以资本为中心,以资本争夺资本的过程。
(二）资本理论
资本的概念在布迪厄的理论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资本体现了一种累积形成的劳动,这种劳动同时以物质化和身体化的形式积累下来。资本也同时体现出一种生成性,总是意味着一种生产利润的潜在能力,一种以等量或扩大的方式来生产自身的能力。布迪厄在早期将资本分为三种基本形式,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后来又专门添加了符号资本,表示对上述三种基本形式的资本的认同。经济资本指可以直接兑换成货币的那种资本形式,它可以制度化为产权形式。文化资本指借助不同的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物品,它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社会资本是指当一个人拥有某种持久性的关系网络时,这个由相互熟悉的人组成的关系网络就意味着他实际或潜在所拥有的资源。三种不同的资本形式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这就是布迪厄所说的“兑换”问题。在他看来,在分析社会世界的再生产时,不同资本形式之间的可兑换性和“兑换率”是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也就是说,资本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这些不同形式的资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和可转换性。布迪厄指出,社会活动的参加者是以异质性的身份参与的,这种异质性主要表现为他们拥有不同质或量的资本。这种异质性的身份正是场域中参与者展开争夺与竞争的前提和基础。
择校——一个特殊的教育场域
我国在基础教育阶段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即由国家为每一个适龄儿童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但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家长和学生放弃国家提供的免费义务教育,而在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学区以外花额外的钱“择校”学习。这是一些家长对学校之间差别的强烈反应,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如找关系等为子女寻求更好的教育的行为,它违反了现行就近入学政策,表现为:以分数择校、以权利择校、以金钱择校等不正常现象。这种现象在基础教育阶段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据调查,全国只有3.19%的地区不存在择校问题。在高中阶段有85.11%的地区存在择校问题,初中达69.15%,小学达 41.49%。是什么原因造成家长们持有与义务教育背道而驰的教育观念,往往是以“求学”而不是“就学”的心态送子女上学的呢？可以这么说,这种教育观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学校教育,特别是广大教师所表现出的高高在上的教学观念、态度和行为相关的。
择校场域中的资本转换
根据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可以将择校视为一种经济,或一种市场。在这个场域中,家长和学校是具有异质性身份的参与者。家长力图通过:第一凭借家庭的社会资本择校,无需缴纳任何择校费用;第二凭借家庭的经济能力择校,向所择学校缴纳高额的择校费;第三是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兼有的择校,既要动用家庭的社会资本,同时还要向所择学校缴纳部分的择校费这三种择校方式与拥有文化资本的学校进行资本转换,从而使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获得文化资本。但事实上这种转换往往是不对等的。一方面,处于不同阶层地位的家长所掌握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是不一样的,有多有少。这样就势必会出现:高地位阶层占有较多、较好的教育资源——其子女接受较好的教育, 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获得较好、较高层次教育的可能性大——毕业后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更强的竞争力——获得较高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从而进一步加强了经济地位或提升了社会地位;而低地位阶层的子女情况却没有这么乐观。我们并不否认低地位阶层的子女在先赋因素贫乏的情况下通过自致因素成功的事实,而是认为相对于高阶层地位家庭的子女他们所占有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是少的,是处于弱势的。正如布迪厄所说:“教育的钥匙的分布随着社会出身的不同而定”。另一方面,家长付出的经济资本或社会资本与得到的文化资本之间是不对等的。家长付出高额的经济资本或社会资本却不一定会得到高额文化资本的回报,许多家长是深有体会的。那么为什么择校现像还会继续存在,并且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呢？笔者认为原因在于家长潜在的预见到了这一场域中布迪厄所说资本的可转换性。家长的逻辑是这样的:学校与学校之间有差距是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那么我们就会考虑为孩子择校的问题,就像在商场里买东西总希望买到“质优物美”的商品,这种心情是一样的。重点学校教学质量高,我们都想让孩子进入重点学校读书。谁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能够有一个好的起点？现在明摆着的事实是,上不了好小学就上不了好中学,上不了好中学就上不了好大学,上不了好大学基本上找不到好工作。现在孩子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往往决定了孩子今后拥有怎样的未来,我们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在今天的文凭社会中,家长们尤为清楚的是:进入不同的学校就会得到各种不同的教育文凭,进而在社会结构中就会获得各种不同的地位。也就是说,在择校这一场域中,家长不仅仅是追求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本身之间的简单转换。因为如果是的话,那么家长通过各种渠道将子女送进重点学校后,资本转换的目的就达到了,这一场域中的活动就可以告一段落了,然而,事实上活动并没有停止,也不可能停止。家长又在期待子女通过获得的文化资本去换回更多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此时的换回当然是指子女通过职业取得的。而职业的取得是离不开文化资本的载体——文凭的,这样看来家长们在这一场域中
更注重的是追求文化资本的“隐蔽”功能。
择校现象的根源——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的“隐蔽”功能
布迪厄在教育上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他用隐喻式的方式引进了资本的概念特别是文化资本的概念,这一概念成了分析教育现象的一个有力的工具。布迪厄认为,尽管文化外在于我们,并且约束着我们,但是文化仍然被建构为人类个体行动的集体产物。布迪厄将文化的内容当做可以生产、消费、积累、传播、继承、交易、出售、转换的客体,与操纵物质客体的方式没有太多差别,也就是说,他的理论是一门“关于人类实践的经济学科学”。尤其是把文化事项视为一种特定的符号资本形式,可以在实现利益的争斗中使用,让某些个体支配其他个体。可见,文化资本的概念消解了文化领域的非功利的神话。在布迪厄看来,文化作为资本不仅仅是一种目的,而且它也是一种藉以追求其他资本特别是经济资本的十分重要的手段。与进化论者将文化作为对外界的适应和功能论者将文化作为对需求的满足不同,“布迪厄将文化视为资本,视为不同个体、群体的竞争手段,则体现了文化主动、积极的一面”。因此“文化资本这一概念使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思想充满着活力,充满着现实感。”
根据布迪厄的观点,个体行动者采取行动时总是遵循着“实践的逻辑”,这种“实践的逻辑”就是“利益取向”。在布迪厄看来,所有社会实践都具有“利益取向”,甚至当个体行动者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利益以及实践的所得并不是物质报酬时也是如此。因此,要揭示择校现象的根源,就应该看到,在择校这一场域中,对家长而言,其行动的最高目的不是通过策动经济资本或社会资本去换取文化资本本身,而是在追求这种文化资本的“隐蔽功能”。对于学校来说,其直接而现实的目的就是利用己有的文化资本来谋求经济利益,学校获得利益的过程也就是文化资本“隐蔽”功能得以发挥的过程。也就是说,文化资本具有一种掩盖其自身可以与经济资本进行相互转化的功能。布迪厄指出,“从物质性‘经济’资本演化而来并以一种虚假的面目出现的象征资本(文化资本),按照它可以在任何程度上掩盖其自身是一种源自‘物质’形态资本的事实,并且此后也能够继续掩盖这一事实,创造着一种固有的效用”。在布迪厄看来,文化资本的隐蔽性或秘密性和物质资本的投资和持有一样,同样可以起到提高行动者社会地位的作用。择校场域中的参与者正是在追逐文化资本的这种“隐蔽”功能,这也是择校现象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社会原因。
场域理论与资本理论
(一）场域理论
“场域”(field)是布迪厄实践社会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也是布迪厄从事社会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布迪厄在社会学研究中提出场域概念既受物理学中磁场论的启发(布迪厄在分析社会场域时就用过物理学中的磁场作比喻),也与现代社会高度分化的客观事实有关。布迪厄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在布迪厄看来,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各种不同的“场域”,如经济场域、政治场域、艺术场域、学术场域等;社会作为一个“大场域”就是由这些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子场域”构成的。如何认识和把握既高度分化又连为一体的社会大场域呢？既反对“个体主义方法论”也不赞成“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布迪厄采取了从“中间入手”(即从场域入手)的策略。布迪厄强调:“社会科学的真正对象并非个体。场域才是基本性的,必须作为研究操作的焦点。”布迪厄认为场域是场域内占据位置的人们以个人或集体的方式,为了捍卫或改进他们现有位置而斗争和战斗的竞技场。场域结构不仅是保护或改进位置的策略基石,也是策略的指引。场域是一种竞争市场的形态。在场域内,各式各样的资本被使用、被部署。在布迪厄看来,场域竞争的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资本不仅是场域活动竞争的目标,同时也是用以竞争的手段。布迪厄从来不把场域看成是静止不动的空间,因为场域中存在着积极活动的各种力量,它们之间的不断“博弈”(game)不仅使场域充满活力,而且使一个场域类似于一种“游戏”。这种游戏是以资本为中心,以资本争夺资本的过程。
(二）资本理论
资本的概念在布迪厄的理论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资本体现了一种累积形成的劳动,这种劳动同时以物质化和身体化的形式积累下来。资本也同时体现出一种生成性,总是意味着一种生产利润的潜在能力,一种以等量或扩大的方式来生产自身的能力。布迪厄在早期将资本分为三种基本形式,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后来又专门添加了符号资本,表示对上述三种基本形式的资本的认同。经济资本指可以直接兑换成货币的那种资本形式,它可以制度化为产权形式。文化资本指借助不同的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物品,它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社会资本是指当一个人拥有某种持久性的关系网络时,这个由相互熟悉的人组成的关系网络就意味着他实际或潜在所拥有的资源。三种不同的资本形式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这就是布迪厄所说的“兑换”问题。在他看来,在分析社会世界的再生产时,不同资本形式之间的可兑换性和“兑换率”是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也就是说,资本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这些不同形式的资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和可转换性。布迪厄指出,社会活动的参加者是以异质性的身份参与的,这种异质性主要表现为他们拥有不同质或量的资本。这种异质性的身份正是场域中参与者展开争夺与竞争的前提和基础。
择校——一个特殊的教育场域
我国在基础教育阶段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即由国家为每一个适龄儿童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但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家长和学生放弃国家提供的免费义务教育,而在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学区以外花额外的钱“择校”学习。这是一些家长对学校之间差别的强烈反应,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如找关系等为子女寻求更好的教育的行为,它违反了现行就近入学政策,表现为:以分数择校、以权利择校、以金钱择校等不正常现象。这种现象在基础教育阶段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据调查,全国只有3.19%的地区不存在择校问题。在高中阶段有85.11%的地区存在择校问题,初中达69.15%,小学达 41.49%。是什么原因造成家长们持有与义务教育背道而驰的教育观念,往往是以“求学”而不是“就学”的心态送子女上学的呢？可以这么说,这种教育观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学校教育,特别是广大教师所表现出的高高在上的教学观念、态度和行为相关的。
择校场域中的资本转换
根据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可以将择校视为一种经济,或一种市场。在这个场域中,家长和学校是具有异质性身份的参与者。家长力图通过:第一凭借家庭的社会资本择校,无需缴纳任何择校费用;第二凭借家庭的经济能力择校,向所择学校缴纳高额的择校费;第三是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兼有的择校,既要动用家庭的社会资本,同时还要向所择学校缴纳部分的择校费这三种择校方式与拥有文化资本的学校进行资本转换,从而使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获得文化资本。但事实上这种转换往往是不对等的。一方面,处于不同阶层地位的家长所掌握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是不一样的,有多有少。这样就势必会出现:高地位阶层占有较多、较好的教育资源——其子女接受较好的教育, 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获得较好、较高层次教育的可能性大——毕业后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更强的竞争力——获得较高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从而进一步加强了经济地位或提升了社会地位;而低地位阶层的子女情况却没有这么乐观。我们并不否认低地位阶层的子女在先赋因素贫乏的情况下通过自致因素成功的事实,而是认为相对于高阶层地位家庭的子女他们所占有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是少的,是处于弱势的。正如布迪厄所说:“教育的钥匙的分布随着社会出身的不同而定”。另一方面,家长付出的经济资本或社会资本与得到的文化资本之间是不对等的。家长付出高额的经济资本或社会资本却不一定会得到高额文化资本的回报,许多家长是深有体会的。那么为什么择校现像还会继续存在,并且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呢？笔者认为原因在于家长潜在的预见到了这一场域中布迪厄所说资本的可转换性。家长的逻辑是这样的:学校与学校之间有差距是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那么我们就会考虑为孩子择校的问题,就像在商场里买东西总希望买到“质优物美”的商品,这种心情是一样的。重点学校教学质量高,我们都想让孩子进入重点学校读书。谁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能够有一个好的起点？现在明摆着的事实是,上不了好小学就上不了好中学,上不了好中学就上不了好大学,上不了好大学基本上找不到好工作。现在孩子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往往决定了孩子今后拥有怎样的未来,我们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在今天的文凭社会中,家长们尤为清楚的是:进入不同的学校就会得到各种不同的教育文凭,进而在社会结构中就会获得各种不同的地位。也就是说,在择校这一场域中,家长不仅仅是追求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本身之间的简单转换。因为如果是的话,那么家长通过各种渠道将子女送进重点学校后,资本转换的目的就达到了,这一场域中的活动就可以告一段落了,然而,事实上活动并没有停止,也不可能停止。家长又在期待子女通过获得的文化资本去换回更多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此时的换回当然是指子女通过职业取得的。而职业的取得是离不开文化资本的载体——文凭的,这样看来家长们在这一场域中
更注重的是追求文化资本的“隐蔽”功能。
择校现象的根源——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的“隐蔽”功能
布迪厄在教育上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他用隐喻式的方式引进了资本的概念特别是文化资本的概念,这一概念成了分析教育现象的一个有力的工具。布迪厄认为,尽管文化外在于我们,并且约束着我们,但是文化仍然被建构为人类个体行动的集体产物。布迪厄将文化的内容当做可以生产、消费、积累、传播、继承、交易、出售、转换的客体,与操纵物质客体的方式没有太多差别,也就是说,他的理论是一门“关于人类实践的经济学科学”。尤其是把文化事项视为一种特定的符号资本形式,可以在实现利益的争斗中使用,让某些个体支配其他个体。可见,文化资本的概念消解了文化领域的非功利的神话。在布迪厄看来,文化作为资本不仅仅是一种目的,而且它也是一种藉以追求其他资本特别是经济资本的十分重要的手段。与进化论者将文化作为对外界的适应和功能论者将文化作为对需求的满足不同,“布迪厄将文化视为资本,视为不同个体、群体的竞争手段,则体现了文化主动、积极的一面”。因此“文化资本这一概念使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思想充满着活力,充满着现实感。”
根据布迪厄的观点,个体行动者采取行动时总是遵循着“实践的逻辑”,这种“实践的逻辑”就是“利益取向”。在布迪厄看来,所有社会实践都具有“利益取向”,甚至当个体行动者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利益以及实践的所得并不是物质报酬时也是如此。因此,要揭示择校现象的根源,就应该看到,在择校这一场域中,对家长而言,其行动的最高目的不是通过策动经济资本或社会资本去换取文化资本本身,而是在追求这种文化资本的“隐蔽功能”。对于学校来说,其直接而现实的目的就是利用己有的文化资本来谋求经济利益,学校获得利益的过程也就是文化资本“隐蔽”功能得以发挥的过程。也就是说,文化资本具有一种掩盖其自身可以与经济资本进行相互转化的功能。布迪厄指出,“从物质性‘经济’资本演化而来并以一种虚假的面目出现的象征资本(文化资本),按照它可以在任何程度上掩盖其自身是一种源自‘物质’形态资本的事实,并且此后也能够继续掩盖这一事实,创造着一种固有的效用”。在布迪厄看来,文化资本的隐蔽性或秘密性和物质资本的投资和持有一样,同样可以起到提高行动者社会地位的作用。择校场域中的参与者正是在追逐文化资本的这种“隐蔽”功能,这也是择校现象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社会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