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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旅游合作社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组织，其迅猛的发展势头及对乡村旅游巨大的推动作用已引起学者们的研究兴趣。文章分析了我国乡村旅游合作社的研究现状并对今后的研究趋势做出了展望。
【关键词】 乡村 旅游 合作社
引 言
乡村旅游合作社是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蓬勃发展而出现的新型经济组织。200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未将“乡村旅游”纳入合作社的注册目录中，这曾使乡村旅游合作社在发展初期陷入尴尬境地。隨后以山东省为代表，许多省份在其发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中规定“生态旅游和乡村民俗旅游”可以申请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些条例的颁布为当地乡村旅游合作社的设立和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
2009年、2010年，出现了第一批通过工商部门正式注册的乡村旅游合作社，主要集中于山东、四川两地。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7〕1 号）中明确提出“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创办乡村旅游合作社”。
随着国家层面及各地政府对乡村旅游合作社发展的逐步重视，如今，乡村旅游合作社已经由数量扩张进入到资源整合、规范发展、做大做强的新阶段，其发展现状已引起学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兴趣。本文试图通过文献综述，归纳和评述其研究进展，以期对推动乡村旅游合作社的发展提供理论启发。
1. 乡村旅游合作社研究状况
我国开始重视合作社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由于乡村旅游合作社的出现较晚，所以直到2006年，学者才开始关注到“乡村旅游合作社”[1]，现在也基本处于研究的初级阶段。笔者以“乡村旅游合作社”为主题进行检索，不限时间段（截止2018年12月30日）在CNKI检索到文献60篇，在万方数据库检索到文献281篇，在维普检索到文献153篇。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分析和查重剔除，最后才得到有效文献254篇，时间分布参见下图。
“乡村旅游合作社”的相关文献数量和质量于2009年有了一个小飞跃（见图1），此时正好出现第一批通过工商部门正式注册的乡村旅游合作社，说明学者们对于“乡村旅游合作社”的关注还是比较及时的。2017年与2018年研究乡村旅游合作社的相关文献呈现出数量上的激增，两年的相关文献总数为110篇，占研究总数254篇的43% 。可见2017年中央“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创办乡村旅游合作社”推动了各地乡村旅游合作社的发展并点燃了学者们的研究热情。
在已发表的乡村旅游合作社相关研究中，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有4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有1篇、省部级研究基金资助有6篇。说明，目前“乡村旅游合作社”的研究已开始受到国家及省部级层面的关注。
从学者们对“乡村旅游合作社”研究的案例选择地域分布来看，数量最多的是四川、重庆地区，为14篇;山东省有9篇;福建省和北京市各6篇。对照表1-最早自发形成的乡村旅游合作社列表与表2-最早正式注册的乡村旅游合作社列表，学术案例研究集中的区域与乡村旅游合作社出现时间最早、政府重视、发展势头最好的区域较为吻合。
2. 研究途径分析
2.1研究方法
实证案例研究在关于乡村旅游合作社的学术研究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如对丽江美泉村旅游合作社[2]、西江苗寨景区苗家乐协会[3]、丽江纳西族乡村旅游合作[4]、莱芜城岭村和房干村[5]、丽江玉湖村旅游合作社[6]等，学者们进行了案例剖析。学者们所选择的案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呈现出了我国现阶段乡村旅游合作社的发展现状。但是研究方法过于单一，对于现象背后的本质揭示还欠深入。
2.2 相关理论支撑
在研究乡村旅游合作社的过程中，学者们有应用一些理论作为支撑，其中应用最多的是管理学相关理论，其次还涉及到社会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具体涉及的理论有社区参与理论、社区主导理论（周永广、姜佳将、王晓平，2009）;制度构建理论（马翀炜，张爱谷，2009）;行动者网络理论（林秀治、黄秀娟、陈秋华，2013）;满意度研究（李玉新、靳乐山、徐福英，2013）;服务成效研究（黄凯、张二静，2014）;委托代理理论、利益分配机制理论（单福彬、祁向文、王刚，2015）;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林秀治、黄秀娟2015）;效率、公平、信任与满意度研究（王昌海，2015）;公司治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王彩彩，2016），公共品牌理论、治理机制理论（王顺娇，2016）;社区自组织能力理论（屈小爽，2017）。
3. 我国乡村旅游合作社研究内容
我国乡村旅游合作社的研究随着乡村旅游合作社地发展而不断深入。研究初期，学者们关注到了“乡村旅游合作社”这一新鲜事物的出现，经过调研和案例研究，学者们都认同乡村旅游合作社是解决乡村旅游发展困境的一种有效途径。
随着乡村旅游合作社的发展壮大，其呈现出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学者们对乡村旅游合作社的研究也开始不断深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乡村旅游合作社的形成原因和形成路径
乡村旅游合作社是乡村旅游发展中的新生事物，乡村旅游合作社为什么会出现？形成路径又是怎样的？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探讨。胡敏（2009）认为“我国乡村旅游合作社的形成，既有与其它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形成类似的共性原因，也有其我国目前条件下农村第三产业发展偏弱的独特性。” [7]除此之外，胡敏（2009）还认为“集群发展;经营户出现分化;产品交易的弱质性及政府引导等都是我国“农家乐”专业合作组织生成的动因。” [9];何莲（2011）关注到了西南少数民族历史上的古老习俗“化賩”、“熟人社会”中的弱者联合和纳西人“人天合一”的自然观，认为“人文因素”是纳西族乡村旅游合作社的产生和发展的内源性因素[4];王顺姣（2016）则认为，“合作社被旅游界引入，其创立初始是想通过在乡村旅游行业发展一种资源集约化的模式，以期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 [8];林秀治、黄秀娟（2015）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来研究旅游合作社的形成路径，提出“旅游专业合作社发展中各行动主体共同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促使乡村旅游更好更快地发展” [9]。行动者的共同强制通行点是“相信旅游专业合作社的运作能够使每一行动者获益。” [11] 3.2乡村旅游合作社的角色功能定位
在乡村旅游合作社的角色功能定位方面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看法。马翀炜，张爱谷（2009）认为“乡村旅游合作社实质上是为社区村民提供了一个维权的平台，一个可以将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与外界进行谈判、协商、沟通、交流的平台。” [2]阳宁东、邓文（2012）认同马翀炜，张爱谷的观点，认为“分配盈余并不是合作社最主要的目的，为社员自我服务、谋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才是合作社成立的宗旨，其目的是想通过合作互助提高规模效益，完成单个农民办起来比较困难的事，保证农民权益。” [10]孟铁鑫（2014）则认为“乡村旅游合作社的经济组织性质必然要求调整传统营运机制，在继续服务好社员的同时，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易，并在同其他企业充分竞争中获得发展，逐步走向企业化。” [13]王顺姣（2016）认为乡村旅游合作社是“介乎于乡村旅游专业协会和市场组织之间，是一种特殊的双层经营机制。它较之于专业协会多了追求市场效益的特性，较之于企业等经济组织又少了对社员的内部员工式的约束。”。[10]
3.3乡村旅游合作社内部运作与外部保障问题
学者们在研究中发现，很多乡村旅游合作社正面临着内部运作与外部保障的困境。黄凯，张二静（2014）[11]通过问卷分析发现密云石塘路村民俗旅游专业合作社的成员对“宣传力度小”，“分配客源不公平”等现象均表示了不满;李玉新等（2013）[12]研究指出，直接影响农户继续参与乡村旅游合作社发展的几个因素：客源分配不均、社员成本负担过大、较非社员相比收益不高;刘涛（2012） [5]通过莱芜城岭村和房干村的案例分析指出乡村旅游合作社存在产权主体责权利不明确，“公地悲剧”现象突出;合作社负责人“干部化”现象突出，利益分配矛盾频出等问题; 胡敏（2009）指出：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存在较大距离，大大提高了合作中的摩擦成本，合作组织，运转困难。[9]王昌海（2015）在对7个省（市）30个乡村旅游合作社302个社员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发现“合作社的效率和公平直接影响社员对合作社的满意度;合作社信任并不能直接影响社员对合作社的满意度，但可以通过三条路径间接影响社员对合作社的满意度;家庭纯收益、合作社介绍客源的公平性和社员对理事长的信任分别是效率、公平和信任中贡献最大的。” [13]
同时在外部保障方面乡村旅游合作社也面临着资金匮乏，运作资金来源比较单一，无法得到信贷支持。[14]行政色彩浓，缺乏自主性。[3]等问题。
对于乡村旅游合作社中所出现的问题，刘涛（2011）[5]从产权制度、运行机制、治理结构、人才培养和激励四个层面对其发展问题提出了建议。姚莉，陈志永（2010）[3]提出要建立有效的利益共享机制;完善治理结构，有效监督各利益相关者的行为，保证普通社员权益;注重人才培养和激励，提高乡村旅游合作社经营管理水平;加强政府引导，加强沟通，加大扶持力度。李玉新、靳乐山、徐福英（2013）认为“从成员满意度角度来发现和解决合作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乡村旅游合作社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6] 单福彬、祁向文、王刚（2015）认为“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是乡村旅游合作社持续运行的内在保证。” [14]王昌海（2015）指出“内部运行机制不完善势必会成为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障碍。为了适应新形势，合作社必须改革创新，健全内部制度（包括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提升合作水平;乡村旅游合作社要建立社员共同发展的机制，对社员进行合作知识及相关知识的培训，提高社员的业务素养。合作社管理层需要学习管理知识，这在合作社的运营初期尤为重要。” [17]“乡村旅游合作社要想长期发展，必须增强社员对合作社的满意度。短期来看，提高合作社社员的纯收益是首要的。” [17]
4.总结及展望
我国学术界对于乡村旅游合作社研究的起步与案例选择的区域与我国乡村旅游合作社的现实发展状况比较一致。但是，由于我国乡村旅游合作社的发育时间短于其它类型的农业专业合作社，因此，对其研究也正处于起步阶段。尽管近两年对于乡村旅游合作社的研究在逐步升温，但是学术界对其重视程度依然不够。
目前，我國关于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的是案例实证研究与定性描述方法，定量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研究结果多数归结在乡村旅游合作社形成的原因，发展的优势、不足、意义、建议等方面，较为宽泛，只能提供一个粗浅的认识。
通过对国内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研究的梳理，笔者认为，今后的研究可以从以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自身发展、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参与主体及政府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1）对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自身发展的研究。
现有的文献主要是对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个案的研究，集中在区域层面，全国层面上对其发展的研究甚少，更是缺乏大样本调查数据。另外，虽然学术界都认同乡村旅游合作社是新型的经济组织，这种经济组织与传统的“企业”存在着很多差异，也因其与“旅游”行业的结合而呈现出与其它农村专业合作社的差异性。因此，可以从新经济制度学的角度深入研究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这种制度安排的特点，特别是其在产权安排上如何对旅游专业合作社的“共有产权”和社员农户的“私有产权”以及介入的“旅游企业”产权进行明确界定;如何兼顾社员和合作社双重收益的最大化;如何统筹经济效益与农村的生态环境效益等。以及对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内部治理机制的研究，如理事会结构、从业人员薪酬、股权结构、内部监督机制和社员的退出权等方面都可以进行深入研究。
融资问题、绩效问题、规范化发展问题是学者们在研究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案例中提出最多的问题，但目前学者们仅限于提出问题，甚少有开展解决问题的研究，在这一方面也有待深入。
（2）对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参与主体的研究
对于农户加入乡村旅游合作社的影响因素、合作社成员满意度、对于合作社成员退社、以及合作社成员素质提升，利益相关者的方面都进一步深入研究。
【关键词】 乡村 旅游 合作社
引 言
乡村旅游合作社是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蓬勃发展而出现的新型经济组织。200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未将“乡村旅游”纳入合作社的注册目录中，这曾使乡村旅游合作社在发展初期陷入尴尬境地。隨后以山东省为代表，许多省份在其发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中规定“生态旅游和乡村民俗旅游”可以申请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些条例的颁布为当地乡村旅游合作社的设立和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
2009年、2010年，出现了第一批通过工商部门正式注册的乡村旅游合作社，主要集中于山东、四川两地。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7〕1 号）中明确提出“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创办乡村旅游合作社”。
随着国家层面及各地政府对乡村旅游合作社发展的逐步重视，如今，乡村旅游合作社已经由数量扩张进入到资源整合、规范发展、做大做强的新阶段，其发展现状已引起学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兴趣。本文试图通过文献综述，归纳和评述其研究进展，以期对推动乡村旅游合作社的发展提供理论启发。
1. 乡村旅游合作社研究状况
我国开始重视合作社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由于乡村旅游合作社的出现较晚，所以直到2006年，学者才开始关注到“乡村旅游合作社”[1]，现在也基本处于研究的初级阶段。笔者以“乡村旅游合作社”为主题进行检索，不限时间段（截止2018年12月30日）在CNKI检索到文献60篇，在万方数据库检索到文献281篇，在维普检索到文献153篇。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分析和查重剔除，最后才得到有效文献254篇，时间分布参见下图。
“乡村旅游合作社”的相关文献数量和质量于2009年有了一个小飞跃（见图1），此时正好出现第一批通过工商部门正式注册的乡村旅游合作社，说明学者们对于“乡村旅游合作社”的关注还是比较及时的。2017年与2018年研究乡村旅游合作社的相关文献呈现出数量上的激增，两年的相关文献总数为110篇，占研究总数254篇的43% 。可见2017年中央“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创办乡村旅游合作社”推动了各地乡村旅游合作社的发展并点燃了学者们的研究热情。
在已发表的乡村旅游合作社相关研究中，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有4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有1篇、省部级研究基金资助有6篇。说明，目前“乡村旅游合作社”的研究已开始受到国家及省部级层面的关注。
从学者们对“乡村旅游合作社”研究的案例选择地域分布来看，数量最多的是四川、重庆地区，为14篇;山东省有9篇;福建省和北京市各6篇。对照表1-最早自发形成的乡村旅游合作社列表与表2-最早正式注册的乡村旅游合作社列表，学术案例研究集中的区域与乡村旅游合作社出现时间最早、政府重视、发展势头最好的区域较为吻合。
2. 研究途径分析
2.1研究方法
实证案例研究在关于乡村旅游合作社的学术研究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如对丽江美泉村旅游合作社[2]、西江苗寨景区苗家乐协会[3]、丽江纳西族乡村旅游合作[4]、莱芜城岭村和房干村[5]、丽江玉湖村旅游合作社[6]等，学者们进行了案例剖析。学者们所选择的案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呈现出了我国现阶段乡村旅游合作社的发展现状。但是研究方法过于单一，对于现象背后的本质揭示还欠深入。
2.2 相关理论支撑
在研究乡村旅游合作社的过程中，学者们有应用一些理论作为支撑，其中应用最多的是管理学相关理论，其次还涉及到社会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具体涉及的理论有社区参与理论、社区主导理论（周永广、姜佳将、王晓平，2009）;制度构建理论（马翀炜，张爱谷，2009）;行动者网络理论（林秀治、黄秀娟、陈秋华，2013）;满意度研究（李玉新、靳乐山、徐福英，2013）;服务成效研究（黄凯、张二静，2014）;委托代理理论、利益分配机制理论（单福彬、祁向文、王刚，2015）;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林秀治、黄秀娟2015）;效率、公平、信任与满意度研究（王昌海，2015）;公司治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王彩彩，2016），公共品牌理论、治理机制理论（王顺娇，2016）;社区自组织能力理论（屈小爽，2017）。
3. 我国乡村旅游合作社研究内容
我国乡村旅游合作社的研究随着乡村旅游合作社地发展而不断深入。研究初期，学者们关注到了“乡村旅游合作社”这一新鲜事物的出现，经过调研和案例研究，学者们都认同乡村旅游合作社是解决乡村旅游发展困境的一种有效途径。
随着乡村旅游合作社的发展壮大，其呈现出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学者们对乡村旅游合作社的研究也开始不断深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乡村旅游合作社的形成原因和形成路径
乡村旅游合作社是乡村旅游发展中的新生事物，乡村旅游合作社为什么会出现？形成路径又是怎样的？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探讨。胡敏（2009）认为“我国乡村旅游合作社的形成，既有与其它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形成类似的共性原因，也有其我国目前条件下农村第三产业发展偏弱的独特性。” [7]除此之外，胡敏（2009）还认为“集群发展;经营户出现分化;产品交易的弱质性及政府引导等都是我国“农家乐”专业合作组织生成的动因。” [9];何莲（2011）关注到了西南少数民族历史上的古老习俗“化賩”、“熟人社会”中的弱者联合和纳西人“人天合一”的自然观，认为“人文因素”是纳西族乡村旅游合作社的产生和发展的内源性因素[4];王顺姣（2016）则认为，“合作社被旅游界引入，其创立初始是想通过在乡村旅游行业发展一种资源集约化的模式，以期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 [8];林秀治、黄秀娟（2015）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来研究旅游合作社的形成路径，提出“旅游专业合作社发展中各行动主体共同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促使乡村旅游更好更快地发展” [9]。行动者的共同强制通行点是“相信旅游专业合作社的运作能够使每一行动者获益。” [11] 3.2乡村旅游合作社的角色功能定位
在乡村旅游合作社的角色功能定位方面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看法。马翀炜，张爱谷（2009）认为“乡村旅游合作社实质上是为社区村民提供了一个维权的平台，一个可以将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与外界进行谈判、协商、沟通、交流的平台。” [2]阳宁东、邓文（2012）认同马翀炜，张爱谷的观点，认为“分配盈余并不是合作社最主要的目的，为社员自我服务、谋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才是合作社成立的宗旨，其目的是想通过合作互助提高规模效益，完成单个农民办起来比较困难的事，保证农民权益。” [10]孟铁鑫（2014）则认为“乡村旅游合作社的经济组织性质必然要求调整传统营运机制，在继续服务好社员的同时，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易，并在同其他企业充分竞争中获得发展，逐步走向企业化。” [13]王顺姣（2016）认为乡村旅游合作社是“介乎于乡村旅游专业协会和市场组织之间，是一种特殊的双层经营机制。它较之于专业协会多了追求市场效益的特性，较之于企业等经济组织又少了对社员的内部员工式的约束。”。[10]
3.3乡村旅游合作社内部运作与外部保障问题
学者们在研究中发现，很多乡村旅游合作社正面临着内部运作与外部保障的困境。黄凯，张二静（2014）[11]通过问卷分析发现密云石塘路村民俗旅游专业合作社的成员对“宣传力度小”，“分配客源不公平”等现象均表示了不满;李玉新等（2013）[12]研究指出，直接影响农户继续参与乡村旅游合作社发展的几个因素：客源分配不均、社员成本负担过大、较非社员相比收益不高;刘涛（2012） [5]通过莱芜城岭村和房干村的案例分析指出乡村旅游合作社存在产权主体责权利不明确，“公地悲剧”现象突出;合作社负责人“干部化”现象突出，利益分配矛盾频出等问题; 胡敏（2009）指出：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存在较大距离，大大提高了合作中的摩擦成本，合作组织，运转困难。[9]王昌海（2015）在对7个省（市）30个乡村旅游合作社302个社员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发现“合作社的效率和公平直接影响社员对合作社的满意度;合作社信任并不能直接影响社员对合作社的满意度，但可以通过三条路径间接影响社员对合作社的满意度;家庭纯收益、合作社介绍客源的公平性和社员对理事长的信任分别是效率、公平和信任中贡献最大的。” [13]
同时在外部保障方面乡村旅游合作社也面临着资金匮乏，运作资金来源比较单一，无法得到信贷支持。[14]行政色彩浓，缺乏自主性。[3]等问题。
对于乡村旅游合作社中所出现的问题，刘涛（2011）[5]从产权制度、运行机制、治理结构、人才培养和激励四个层面对其发展问题提出了建议。姚莉，陈志永（2010）[3]提出要建立有效的利益共享机制;完善治理结构，有效监督各利益相关者的行为，保证普通社员权益;注重人才培养和激励，提高乡村旅游合作社经营管理水平;加强政府引导，加强沟通，加大扶持力度。李玉新、靳乐山、徐福英（2013）认为“从成员满意度角度来发现和解决合作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乡村旅游合作社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6] 单福彬、祁向文、王刚（2015）认为“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是乡村旅游合作社持续运行的内在保证。” [14]王昌海（2015）指出“内部运行机制不完善势必会成为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障碍。为了适应新形势，合作社必须改革创新，健全内部制度（包括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提升合作水平;乡村旅游合作社要建立社员共同发展的机制，对社员进行合作知识及相关知识的培训，提高社员的业务素养。合作社管理层需要学习管理知识，这在合作社的运营初期尤为重要。” [17]“乡村旅游合作社要想长期发展，必须增强社员对合作社的满意度。短期来看，提高合作社社员的纯收益是首要的。” [17]
4.总结及展望
我国学术界对于乡村旅游合作社研究的起步与案例选择的区域与我国乡村旅游合作社的现实发展状况比较一致。但是，由于我国乡村旅游合作社的发育时间短于其它类型的农业专业合作社，因此，对其研究也正处于起步阶段。尽管近两年对于乡村旅游合作社的研究在逐步升温，但是学术界对其重视程度依然不够。
目前，我國关于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的是案例实证研究与定性描述方法，定量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研究结果多数归结在乡村旅游合作社形成的原因，发展的优势、不足、意义、建议等方面，较为宽泛，只能提供一个粗浅的认识。
通过对国内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研究的梳理，笔者认为，今后的研究可以从以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自身发展、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参与主体及政府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1）对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自身发展的研究。
现有的文献主要是对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个案的研究，集中在区域层面，全国层面上对其发展的研究甚少，更是缺乏大样本调查数据。另外，虽然学术界都认同乡村旅游合作社是新型的经济组织，这种经济组织与传统的“企业”存在着很多差异，也因其与“旅游”行业的结合而呈现出与其它农村专业合作社的差异性。因此，可以从新经济制度学的角度深入研究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这种制度安排的特点，特别是其在产权安排上如何对旅游专业合作社的“共有产权”和社员农户的“私有产权”以及介入的“旅游企业”产权进行明确界定;如何兼顾社员和合作社双重收益的最大化;如何统筹经济效益与农村的生态环境效益等。以及对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内部治理机制的研究，如理事会结构、从业人员薪酬、股权结构、内部监督机制和社员的退出权等方面都可以进行深入研究。
融资问题、绩效问题、规范化发展问题是学者们在研究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案例中提出最多的问题，但目前学者们仅限于提出问题，甚少有开展解决问题的研究，在这一方面也有待深入。
（2）对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参与主体的研究
对于农户加入乡村旅游合作社的影响因素、合作社成员满意度、对于合作社成员退社、以及合作社成员素质提升，利益相关者的方面都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