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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投入不足固然是一个问题,比这个问题更严峻更紧要的问题,则是教育投入和产出的不对称。
任何投入都应该追求产出的最大化,但教育不是经济部门,它的产出不应该是利润,而应该是社会效益。我们说教育投入和产出不对称,主要是说教育产出的社会效益没有做到最大化。教育应该产出的诸多社会效益中,第一效益是公正,这方面尤其有改进空间。由于贫富分化,无力负担教育成本的家庭增加。这就需要教育上的公共救济。教育是弱者改变自身命运的根本路径,而最为弱者所急需。民谚说得好,救急不救穷。以公共财政支付弱者自身难以支付的教育成本,以公立教育保障弱者的学习权,是对弱者最重要的救济。从这个角度推行的社会公正,是最有效的社会公正。这就注定了公立教育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对弱者的救济原则;也就是说,是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
教育是社会公正最好的调节器,这一点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政府的公共性主要从公权力的运行中体现出来,主要从公权力对公共资源的配置中体现出来。通过教育公正推进社会公正,则是政府体现其公共性的最佳切入点。公正因此构成公立教育的第一原则。如何把公共教育资源送到最需要的人群中,尤其在教育投入不足、公共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以较小的投入创造最大限度的公正,这应该是亟待教育部门反思的首要命题。
教育的第二个产出是效率。这里的效率依然不是利润指标而是社会效益,即整体国民素质。根据木桶原理,最短的那个木板决定着桶的容量,因此需要加大对所有贫困人群的教育投入,保证贫困人群充分享有义务教育,从而尽可能地提升整体国民素质,避免庞大的低素质人群对现代化进程的制约。教育部决定继续把农村教育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加大西部地区“两基”攻坚的力度,促进中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巩固提高。这毫无疑问是一个积极的举措,长期不懈地抓下去,必定会出现明显的成效。同时,也应关注在教育投入短期内难有戏剧性增长的条件下,怎样“节流”,即怎样尽可能地降低教育成本,使更多的孩子无需例外救济亦能免遭失学之苦,应该比“开源”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要降低教育成本,一方面要从源头上杜绝教育领域的腐败和浪费;另一方面,则是尽可能地遏制公立教育的趋利冲动,让公立教育从产业化大潮中急流勇退。诚如周济部长所云,当前教育上最突出的问题和最突出的困难,是人民群众对于优质教育的强烈需求和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不足。但必须清楚地看到,普通群众渴求的优质教育不是豪华教育和高价教育,而是“软件”上的优质,即怎样让孩子们在同一单位时间,享受最大限度的学习乐趣和掌握最大限度的有用的知识,让孩子们健康成长。豪华教育、高价教育只应该是市场的事,只应该是民间资本的事,只能让有实力享受这种教育的特定人群自己去投入。公立教育市场化、以利润为目标,必然不仅滋生教育腐败,而且抬升教育成本。如何遏制公立教育的趋利冲动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教育门槛,让公立教育回归朴素,让公立教育真正平民化,不再成为中国普通家庭的主要消费支出,由此构成亟待教育部门反思的第二个命题。
如果说教育投入不足是教育现状不如人意的外因,那么公共教育资源配置不当则是导致教育现状不如人意的内因。如果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结构不能尽量优化,单纯强调教育投入不足是没有意义的。加大教育投入的一个基本前提,应该是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结构——亦即教育体系内的游戏规则、利益结构——的根本调整。另外,必须加强对教育体系尤其是对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的社会监督,使其最大限度地透明化,重大投入还应实行听证制度;各级人大也应对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情况进行定期定向检查,并公布检查结果。
总之,教育投入不足固然是一个问题,但不是最致命的问题。最致命的问题在于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结构。这个结构理顺了,钱少也能办大事。国家发展战略调整和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结构的调整因此须齐头并进。而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结构的调整,则尤其应该是当下教育政策调整的根本方向。
任何投入都应该追求产出的最大化,但教育不是经济部门,它的产出不应该是利润,而应该是社会效益。我们说教育投入和产出不对称,主要是说教育产出的社会效益没有做到最大化。教育应该产出的诸多社会效益中,第一效益是公正,这方面尤其有改进空间。由于贫富分化,无力负担教育成本的家庭增加。这就需要教育上的公共救济。教育是弱者改变自身命运的根本路径,而最为弱者所急需。民谚说得好,救急不救穷。以公共财政支付弱者自身难以支付的教育成本,以公立教育保障弱者的学习权,是对弱者最重要的救济。从这个角度推行的社会公正,是最有效的社会公正。这就注定了公立教育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对弱者的救济原则;也就是说,是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
教育是社会公正最好的调节器,这一点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政府的公共性主要从公权力的运行中体现出来,主要从公权力对公共资源的配置中体现出来。通过教育公正推进社会公正,则是政府体现其公共性的最佳切入点。公正因此构成公立教育的第一原则。如何把公共教育资源送到最需要的人群中,尤其在教育投入不足、公共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以较小的投入创造最大限度的公正,这应该是亟待教育部门反思的首要命题。
教育的第二个产出是效率。这里的效率依然不是利润指标而是社会效益,即整体国民素质。根据木桶原理,最短的那个木板决定着桶的容量,因此需要加大对所有贫困人群的教育投入,保证贫困人群充分享有义务教育,从而尽可能地提升整体国民素质,避免庞大的低素质人群对现代化进程的制约。教育部决定继续把农村教育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加大西部地区“两基”攻坚的力度,促进中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巩固提高。这毫无疑问是一个积极的举措,长期不懈地抓下去,必定会出现明显的成效。同时,也应关注在教育投入短期内难有戏剧性增长的条件下,怎样“节流”,即怎样尽可能地降低教育成本,使更多的孩子无需例外救济亦能免遭失学之苦,应该比“开源”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要降低教育成本,一方面要从源头上杜绝教育领域的腐败和浪费;另一方面,则是尽可能地遏制公立教育的趋利冲动,让公立教育从产业化大潮中急流勇退。诚如周济部长所云,当前教育上最突出的问题和最突出的困难,是人民群众对于优质教育的强烈需求和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不足。但必须清楚地看到,普通群众渴求的优质教育不是豪华教育和高价教育,而是“软件”上的优质,即怎样让孩子们在同一单位时间,享受最大限度的学习乐趣和掌握最大限度的有用的知识,让孩子们健康成长。豪华教育、高价教育只应该是市场的事,只应该是民间资本的事,只能让有实力享受这种教育的特定人群自己去投入。公立教育市场化、以利润为目标,必然不仅滋生教育腐败,而且抬升教育成本。如何遏制公立教育的趋利冲动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教育门槛,让公立教育回归朴素,让公立教育真正平民化,不再成为中国普通家庭的主要消费支出,由此构成亟待教育部门反思的第二个命题。
如果说教育投入不足是教育现状不如人意的外因,那么公共教育资源配置不当则是导致教育现状不如人意的内因。如果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结构不能尽量优化,单纯强调教育投入不足是没有意义的。加大教育投入的一个基本前提,应该是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结构——亦即教育体系内的游戏规则、利益结构——的根本调整。另外,必须加强对教育体系尤其是对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的社会监督,使其最大限度地透明化,重大投入还应实行听证制度;各级人大也应对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情况进行定期定向检查,并公布检查结果。
总之,教育投入不足固然是一个问题,但不是最致命的问题。最致命的问题在于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结构。这个结构理顺了,钱少也能办大事。国家发展战略调整和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结构的调整因此须齐头并进。而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结构的调整,则尤其应该是当下教育政策调整的根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