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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不仅会激发出人性中至善至美的一面，也会唤醒沉睡在人性中最野蛮卑劣的根性。
但在这感人肺腑的合唱之中，也夹杂着野蛮的刺耳杂音。
一名在武汉辛劳一年返乡回家的打工者，发现自己已经成了家乡的流亡者。亲戚鄙夷的目光，邻人的风言风语，像箭矢一样群集他们身上，她四岁的女儿被亲戚邻居的冷言恶语吓得直哭，却没有人来安慰饱受孤立惊吓的一家人，甚至连超市老板都不愿卖商品给他们。一名从武汉坐高铁回到山东老家的医学生，刚下车就惊讶地发现自己和许多人的个人信息都被泄露了，其中包括自己的姓名、住址和身份证号，仿佛武汉人已经成了全城通缉的要犯。他或许意想不到的是，河北正定县竟然真的发布通报，对武汉返乡没有登记的人员进行悬赏举报，开出了每名1000元的悬红价码。
一名身在外地受尽白眼的武汉人发现：
“自己离武汉远的时候，他们会高喊‘武汉加油’;但当他们发现武汉人就在身边时，就会大骂‘武汉人滚出去’！”
这一自我分裂的表现又散发着一股熟悉的味道——今天民众对武汉人的歧视和污名，在17年前非典爆发时，也曾被加在广东人的头上。在万众一心齐抗非典的高唱口号声中，广东人同样被视为到处乱窜的行瘟使者而饱受非议白眼，甚至加在他们头上的罪名“爱吃野味”也一模一样，只不过如今的蝙蝠在当年是果子狸。
排斥、歧视和恐慌的集体心态有一条沾满火药的引线。每当某场疫病威胁到自己的利害的时候，这条引线便会点燃人性中最野蛮卑劣的一面，将仇恨的怒火烧向自己的同胞。而这条野蛮引线埋藏之深，一直深入人类与疫病抗争史的核心地带。
1929年的一天，美国探险家约瑟夫·洛克在云南蒗蕖州目睹了骇人听闻的一幕。包括当地的土司和区长，没有人敢出面阻止民众对麻风病人的活埋。作为外来者，洛克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场颇具人类学价值的活埋仪式，用尽可能冷静的笔调将其记述下来。
对当地人来说，活埋一个麻风病人就像一场盛大的嘉年华会。他们会事先宰杀一头公牛，剥掉皮，然后把这张血淋淋的湿牛皮毛向下铺在山头的草甸上，让麻风病人坐在牛皮中央，让这位即将被活埋的家伙和动手活埋他的亲戚朋友一起饱餐牛肉、痛饮烈酒。直到大家在狂吃豪饮中变得醉醺醺的，那些动手活埋病人的人才围坐在病人四周，“表述他们的哀痛，告诉他离开的时辰已到，因为没有任何办法摆脱病魔，他只有离开他祖先的这块土地”。
在古代流行的严重疫病中，尤以麻风病最具代表性，在磺胺类药物和氨苯砜发明之前，麻风病几乎可以说是所向披靡的严重疫病。迟至晚清时代，在中医传统麻风病专著《瘋门全书》中还写道：“疾病之最惨、最酷、最易传染而不忍目睹者，曰瘟疫，曰疠疯。”
既然无药可救，那唯一能做的，也就只有尽量让自己不要感染上。因此，为防止与病患接触造成交叉感染的隔离法才非常早就被发明出来。在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简牍中就记载，应将麻风病人“迁疠所处之”，与外界隔绝。而在《圣经·利未记》中同样记载，应将麻风病患者送往“营外”独居。
平心而论，以隔离病患的方法来防止疫病传染，本身无可厚非。而且患者为免他人感染而与社会隔离的行为，乃是一种自我牺牲，理应得到他人的尊重。但在古代社会，隔离产生的效果却几乎等同于将病患视作社会弃民，隔离所就像是监狱，而被隔离的病患则成了囚犯。他与囚犯的唯一差别就在于，囚犯是因为有罪，而隔离病患则是因为有病。不过这一点差别，对那些将病患送进隔离所的人们来说，要弥合也不算困难。
在极为看重宗族血缘关系的传统社会，要将一个人彻底排斥在宗族社区之外，并不是一件容易之事。能将这一切斩断最合理的托辞，就是这个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人犯下严重罪行，而疫病是对罪行的惩罚。《诗经》中所谓“瞻印昊天，则不我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就是指因为民人不敬上天，因此上天降下疫病。《墨子》的说法则更加明确：“惟上帝鬼神，降之罪厉祸罚而弃之。”——既然疫病乃是上天降下罪罚，那么将这个被天地鬼神责罚的弃民，再驱逐出世俗社会，也就顺理成章了。
这种给病人钉上污名标签逐出社会的隔离方法，成为了一系列惨绝人寰悲剧的始作俑者。1832年，一名叫袁世熙的文人记述在他的家乡浙江乐清的麻风病人“患是疾者，戚里恶闻，骨肉远避，痛苦之余，求死不能，求生不得，甚至有投水悬梁，自戕性命而衔冤于地下者”。
1870年，广东佛山的意大利传教士福尔考迪在探望一名被隔离在河岸洞穴之中的麻风病人时，后者因为不堪忍受这种痛苦，竟然请求探望他的神父将自己活埋——事实证明，即使病人不提出这个要求，对那些乐于给病人钉上污名标签以纾解良心不安的人来说，他们也很愿意拿起铲子，将病人连同疫病一起解决掉。
活埋疫病患者，可以算得上是中国抗疫史上最悠久古老的传统之一。早在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简牍中，就记载患有疠疫的病人如果被认为有罪，应当处以“定杀”之刑。所谓定杀，“杀水中之谓也，或曰生埋”，也就是将疠疫患者活活淹死在水中或者活埋。
活埋不仅是处理麻风病人的绝佳手段，其他传染性疫病，也可以用活埋来解决。肺结核在古代有一个令人闻声战栗的名字“传尸”，据说患有这种疾病的人传染性甚烈，“此症相传，灭门者有之”。《稽神录》中记载瓜步一个渔村就感染了这种疫病，“转相染著，死者数人”，于是这户村民的父母就听从他人劝告“取病者生钉棺中弃之，其病可绝”，将他们的女儿活活钉在棺材里，抛进江中。
除了活埋之外，火烧也是解决疫病的一种方式。1742年，在江西平乐县的一个村子里，村民们指控几个一起住在村外茅棚里的麻风病人收留外面的麻风乞丐，偷窃村中鸡只和蔬菜。但他们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则是在村子的水塘洗澡，污染了村中的主要水源。因此，村民们决定趁这些麻风病人睡觉时用柴禾堵住窝棚的门窗，纵火将他们活活烧死。当地方官员审讯他们时，这些纵火犯表现得大义凛然： “（他们）在村口水塘内洗澡，将来恐被传染，叫他们移往别处，不依，若要驱逐，又怕他们恃疾撒泼，无法处置……莫若乘夜待他们睡熟时去放火焚棚，将他们烧死，也替地方除害，省得传染别人。”
既然污名标签已经牢牢钉在这些疫病患者身上，因此无论采取何种残忍的手段对待他们都理所应当，甚至是为民除害的大义之举，不仅不该受到谴责，恰恰相反，应该得到颂扬。
比起中国式的活埋，欧洲的统治者们更青睐于将这些疫病患者活活烧死。法国国王菲利普五世对麻风病人执行严格的灭绝政策，一律用绳子绑到木柱上放火烧死。火刑也是当时对异教徒和巫婆的标配处刑方式。后者被指控在河流水井中投放毒药，跟魔鬼签订契约，给世间带来瘟疫。传染病患者被视同与魔鬼签订契约的女巫之流一同遭受迫害，成为世间瘟疫横行的罪魁祸首，必须进行肉体消灭才能根除祸患。
对疫病者贴上的污名标签和残忍的迫害，同样会招致肆无忌惮的报复。
自16世纪以降，随着迫害、丑化、活埋麻风病人的记载大量增加，麻风病人不择手段报复社会的各类案件也同步增长。
在广东博罗县，住在附近山区的三百多名麻风病人竟然组成一个抢劫团伙，有组织地抢劫过往客商，奸污妇女。愤怒的知县下令将其围捕处死，结果这些麻风病人竟然“一夕遁去”。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特别提到这些麻风病人倚仗自己身患传染恶疾，让人恐慌，因此凶横异常，出门乞讨时，“人不敢以疾声厉色相待”。也因为他们被贴上了使人恐慌害怕感染的污名标签，因此被山贼海盗雇佣，作为他们绑架勒索赎金的中间人。连官府催收税款钱粮，也会雇佣这些麻风病人到税户家中“饮食寝处于其家，日肆骂詈，以秽毒熏染之，使之亦成恶疾”。疫病的污名标签竟然成了恐吓敲诈他人的凶狠武器，让屈大均不由得感慨道：“盖有司以疯人为爪牙，盗贼以疯人为细作，其为无用而有用如此，疯人最为人害。”
互害社会的无限死循环似乎难以打破，但解决之道却异乎寻常地简单：一切的起点正是疫病的污名标签下的歧视和迫害，因此，只要将这个标签揭下，一切便可迎刃而解。
直到1951年，民众还公开烧死了两名麻风病人。民众对麻风病人的恐慌，在1952年爆发。为了报复前来进行土地改革的工作队，“短短数日，县城机关的水缸、水井内都发现漂起了一层层白蒙蒙的癞子壳壳，街上卖的糕点、凉粉、凉拌菜、甜酒内也出现了癞子壳壳。不到半月，全县先后在集体食堂、个人家中发现的就有五十多起癞壳事件”。但接受了科学培训的工作队用石灰水对饮食进行消毒，对投放癞壳的人进行抓捕和公开审判，用强制的行政命令和法律手段制止了民眾对麻风病人的歧视和迫害，并且建设康复院对麻风病人进行医治。没有人因为误食癞壳而患上麻风病，现代医学的特效药治愈了病人身体上的疫病。民众认识到那些麻风病人在本质上是与自己一模一样的人，而非带有某种污名标签的非人异类，由此社会上的歧视和迫害消除，互害社会也迅速解体——污名标签就这样被揭掉了。
“我们的目标，是在于铲除麻风病，不是在于铲除人。”
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只要把“麻风病”替换成“武汉肺炎”，就会发现这句话与今天高唱的给武汉人正名的口号别无二致。但这句话说出的时间，却是在足足90年前的1929年。说出这句话的人，是中华麻风救济会的创始人和总干事邬志坚。他相信20世纪随着科学昌明和医疗技术的发达，麻风病这一困扰中国人千百年的瘟疫，必定会被消除驯服。但当他践行自己的理想时，却发现自己不仅在和瘟疫作战，也在与千百年来人性中最野蛮卑劣的根性在作战。
当他与一位美国留学生、曾任东吴大学法科教授的某君谈起他的家乡福建“癞病之猖獗及麻疯人可怜的状况”时，这位自诩受过高等教育的文明人竟然“从容”地回答说：“不错，敝省的癞病，确是很多，但这个毛病是无药可医的，所以对于麻疯人无救济的办法。就我看来，最爽快的办法，莫如将麻风病人拿来一一枪毙之！”
这句未加思索的回答，如此灭绝人性，让邬志坚倍感无奈：“处今科学孟晋，文化昌明的时代，吾们还是以中世纪的方法来对付癞者，思想落伍，贻笑世界，莫甚于此。”90年后，当我们发现同样措辞的口号，竟然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不得不再次重复高呼，恐怕更令人感到莫名悲哀。
但在这感人肺腑的合唱之中，也夹杂着野蛮的刺耳杂音。
一名在武汉辛劳一年返乡回家的打工者，发现自己已经成了家乡的流亡者。亲戚鄙夷的目光，邻人的风言风语，像箭矢一样群集他们身上，她四岁的女儿被亲戚邻居的冷言恶语吓得直哭，却没有人来安慰饱受孤立惊吓的一家人，甚至连超市老板都不愿卖商品给他们。一名从武汉坐高铁回到山东老家的医学生，刚下车就惊讶地发现自己和许多人的个人信息都被泄露了，其中包括自己的姓名、住址和身份证号，仿佛武汉人已经成了全城通缉的要犯。他或许意想不到的是，河北正定县竟然真的发布通报，对武汉返乡没有登记的人员进行悬赏举报，开出了每名1000元的悬红价码。
一名身在外地受尽白眼的武汉人发现：
“自己离武汉远的时候，他们会高喊‘武汉加油’;但当他们发现武汉人就在身边时，就会大骂‘武汉人滚出去’！”
这一自我分裂的表现又散发着一股熟悉的味道——今天民众对武汉人的歧视和污名，在17年前非典爆发时，也曾被加在广东人的头上。在万众一心齐抗非典的高唱口号声中，广东人同样被视为到处乱窜的行瘟使者而饱受非议白眼，甚至加在他们头上的罪名“爱吃野味”也一模一样，只不过如今的蝙蝠在当年是果子狸。
排斥、歧视和恐慌的集体心态有一条沾满火药的引线。每当某场疫病威胁到自己的利害的时候，这条引线便会点燃人性中最野蛮卑劣的一面，将仇恨的怒火烧向自己的同胞。而这条野蛮引线埋藏之深，一直深入人类与疫病抗争史的核心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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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的一天，美国探险家约瑟夫·洛克在云南蒗蕖州目睹了骇人听闻的一幕。包括当地的土司和区长，没有人敢出面阻止民众对麻风病人的活埋。作为外来者，洛克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场颇具人类学价值的活埋仪式，用尽可能冷静的笔调将其记述下来。
对当地人来说，活埋一个麻风病人就像一场盛大的嘉年华会。他们会事先宰杀一头公牛，剥掉皮，然后把这张血淋淋的湿牛皮毛向下铺在山头的草甸上，让麻风病人坐在牛皮中央，让这位即将被活埋的家伙和动手活埋他的亲戚朋友一起饱餐牛肉、痛饮烈酒。直到大家在狂吃豪饮中变得醉醺醺的，那些动手活埋病人的人才围坐在病人四周，“表述他们的哀痛，告诉他离开的时辰已到，因为没有任何办法摆脱病魔，他只有离开他祖先的这块土地”。
在古代流行的严重疫病中，尤以麻风病最具代表性，在磺胺类药物和氨苯砜发明之前，麻风病几乎可以说是所向披靡的严重疫病。迟至晚清时代，在中医传统麻风病专著《瘋门全书》中还写道：“疾病之最惨、最酷、最易传染而不忍目睹者，曰瘟疫，曰疠疯。”
既然无药可救，那唯一能做的，也就只有尽量让自己不要感染上。因此，为防止与病患接触造成交叉感染的隔离法才非常早就被发明出来。在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简牍中就记载，应将麻风病人“迁疠所处之”，与外界隔绝。而在《圣经·利未记》中同样记载，应将麻风病患者送往“营外”独居。
平心而论，以隔离病患的方法来防止疫病传染，本身无可厚非。而且患者为免他人感染而与社会隔离的行为，乃是一种自我牺牲，理应得到他人的尊重。但在古代社会，隔离产生的效果却几乎等同于将病患视作社会弃民，隔离所就像是监狱，而被隔离的病患则成了囚犯。他与囚犯的唯一差别就在于，囚犯是因为有罪，而隔离病患则是因为有病。不过这一点差别，对那些将病患送进隔离所的人们来说，要弥合也不算困难。
在极为看重宗族血缘关系的传统社会，要将一个人彻底排斥在宗族社区之外，并不是一件容易之事。能将这一切斩断最合理的托辞，就是这个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人犯下严重罪行，而疫病是对罪行的惩罚。《诗经》中所谓“瞻印昊天，则不我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就是指因为民人不敬上天，因此上天降下疫病。《墨子》的说法则更加明确：“惟上帝鬼神，降之罪厉祸罚而弃之。”——既然疫病乃是上天降下罪罚，那么将这个被天地鬼神责罚的弃民，再驱逐出世俗社会，也就顺理成章了。
这种给病人钉上污名标签逐出社会的隔离方法，成为了一系列惨绝人寰悲剧的始作俑者。1832年，一名叫袁世熙的文人记述在他的家乡浙江乐清的麻风病人“患是疾者，戚里恶闻，骨肉远避，痛苦之余，求死不能，求生不得，甚至有投水悬梁，自戕性命而衔冤于地下者”。
1870年，广东佛山的意大利传教士福尔考迪在探望一名被隔离在河岸洞穴之中的麻风病人时，后者因为不堪忍受这种痛苦，竟然请求探望他的神父将自己活埋——事实证明，即使病人不提出这个要求，对那些乐于给病人钉上污名标签以纾解良心不安的人来说，他们也很愿意拿起铲子，将病人连同疫病一起解决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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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埋疫病患者，可以算得上是中国抗疫史上最悠久古老的传统之一。早在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简牍中，就记载患有疠疫的病人如果被认为有罪，应当处以“定杀”之刑。所谓定杀，“杀水中之谓也，或曰生埋”，也就是将疠疫患者活活淹死在水中或者活埋。
活埋不仅是处理麻风病人的绝佳手段，其他传染性疫病，也可以用活埋来解决。肺结核在古代有一个令人闻声战栗的名字“传尸”，据说患有这种疾病的人传染性甚烈，“此症相传，灭门者有之”。《稽神录》中记载瓜步一个渔村就感染了这种疫病，“转相染著，死者数人”，于是这户村民的父母就听从他人劝告“取病者生钉棺中弃之，其病可绝”，将他们的女儿活活钉在棺材里，抛进江中。
除了活埋之外，火烧也是解决疫病的一种方式。1742年，在江西平乐县的一个村子里，村民们指控几个一起住在村外茅棚里的麻风病人收留外面的麻风乞丐，偷窃村中鸡只和蔬菜。但他们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则是在村子的水塘洗澡，污染了村中的主要水源。因此，村民们决定趁这些麻风病人睡觉时用柴禾堵住窝棚的门窗，纵火将他们活活烧死。当地方官员审讯他们时，这些纵火犯表现得大义凛然： “（他们）在村口水塘内洗澡，将来恐被传染，叫他们移往别处，不依，若要驱逐，又怕他们恃疾撒泼，无法处置……莫若乘夜待他们睡熟时去放火焚棚，将他们烧死，也替地方除害，省得传染别人。”
既然污名标签已经牢牢钉在这些疫病患者身上，因此无论采取何种残忍的手段对待他们都理所应当，甚至是为民除害的大义之举，不仅不该受到谴责，恰恰相反，应该得到颂扬。
比起中国式的活埋，欧洲的统治者们更青睐于将这些疫病患者活活烧死。法国国王菲利普五世对麻风病人执行严格的灭绝政策，一律用绳子绑到木柱上放火烧死。火刑也是当时对异教徒和巫婆的标配处刑方式。后者被指控在河流水井中投放毒药，跟魔鬼签订契约，给世间带来瘟疫。传染病患者被视同与魔鬼签订契约的女巫之流一同遭受迫害，成为世间瘟疫横行的罪魁祸首，必须进行肉体消灭才能根除祸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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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疫病者贴上的污名标签和残忍的迫害，同样会招致肆无忌惮的报复。
自16世纪以降，随着迫害、丑化、活埋麻风病人的记载大量增加，麻风病人不择手段报复社会的各类案件也同步增长。
在广东博罗县，住在附近山区的三百多名麻风病人竟然组成一个抢劫团伙，有组织地抢劫过往客商，奸污妇女。愤怒的知县下令将其围捕处死，结果这些麻风病人竟然“一夕遁去”。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特别提到这些麻风病人倚仗自己身患传染恶疾，让人恐慌，因此凶横异常，出门乞讨时，“人不敢以疾声厉色相待”。也因为他们被贴上了使人恐慌害怕感染的污名标签，因此被山贼海盗雇佣，作为他们绑架勒索赎金的中间人。连官府催收税款钱粮，也会雇佣这些麻风病人到税户家中“饮食寝处于其家，日肆骂詈，以秽毒熏染之，使之亦成恶疾”。疫病的污名标签竟然成了恐吓敲诈他人的凶狠武器，让屈大均不由得感慨道：“盖有司以疯人为爪牙，盗贼以疯人为细作，其为无用而有用如此，疯人最为人害。”
互害社会的无限死循环似乎难以打破，但解决之道却异乎寻常地简单：一切的起点正是疫病的污名标签下的歧视和迫害，因此，只要将这个标签揭下，一切便可迎刃而解。
直到1951年，民众还公开烧死了两名麻风病人。民众对麻风病人的恐慌，在1952年爆发。为了报复前来进行土地改革的工作队，“短短数日，县城机关的水缸、水井内都发现漂起了一层层白蒙蒙的癞子壳壳，街上卖的糕点、凉粉、凉拌菜、甜酒内也出现了癞子壳壳。不到半月，全县先后在集体食堂、个人家中发现的就有五十多起癞壳事件”。但接受了科学培训的工作队用石灰水对饮食进行消毒，对投放癞壳的人进行抓捕和公开审判，用强制的行政命令和法律手段制止了民眾对麻风病人的歧视和迫害，并且建设康复院对麻风病人进行医治。没有人因为误食癞壳而患上麻风病，现代医学的特效药治愈了病人身体上的疫病。民众认识到那些麻风病人在本质上是与自己一模一样的人，而非带有某种污名标签的非人异类，由此社会上的歧视和迫害消除，互害社会也迅速解体——污名标签就这样被揭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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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是在于铲除麻风病，不是在于铲除人。”
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只要把“麻风病”替换成“武汉肺炎”，就会发现这句话与今天高唱的给武汉人正名的口号别无二致。但这句话说出的时间，却是在足足90年前的1929年。说出这句话的人，是中华麻风救济会的创始人和总干事邬志坚。他相信20世纪随着科学昌明和医疗技术的发达，麻风病这一困扰中国人千百年的瘟疫，必定会被消除驯服。但当他践行自己的理想时，却发现自己不仅在和瘟疫作战，也在与千百年来人性中最野蛮卑劣的根性在作战。
当他与一位美国留学生、曾任东吴大学法科教授的某君谈起他的家乡福建“癞病之猖獗及麻疯人可怜的状况”时，这位自诩受过高等教育的文明人竟然“从容”地回答说：“不错，敝省的癞病，确是很多，但这个毛病是无药可医的，所以对于麻疯人无救济的办法。就我看来，最爽快的办法，莫如将麻风病人拿来一一枪毙之！”
这句未加思索的回答，如此灭绝人性，让邬志坚倍感无奈：“处今科学孟晋，文化昌明的时代，吾们还是以中世纪的方法来对付癞者，思想落伍，贻笑世界，莫甚于此。”90年后，当我们发现同样措辞的口号，竟然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不得不再次重复高呼，恐怕更令人感到莫名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