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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之洞虽未曾直接参与外交事务，但因其在清廷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外交思想对时人的影响还是很大。本文从他的外交思想出发，分析了他各时期外交思想中的书生之见的表现及其产生的原因。外交事关重大，现代的外交家应该从张之洞书生之见中吸取教训，避免空言误国。
[关键词]张之洞 外交思想
综观张之洞的从政生涯,终其一生都未直接参加过外交事务。因缺少外交经验,致使他的许多外交思想缺少实践的可能和基础而流于空言,不能被清政府所接受。因此，他的外交思想对当时外交政策的制定以及许多涉外事务的解决产生的直接影响较小，但就他本人作为中兴名臣和封疆大吏的特殊身份，其一举一动，对清廷的影响极大，特别是在关乎清政府安危的外交事务上，朝野人士不能不对他的言论有所侧耳。
就他的外交思想而言，其基本出发点是抵御列强侵略，维护国家主权。他的外交思想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前期是德义思想，中期是御侮自强，后期主要是以夷制夷。当然，他各时期的外交政策并非完全孤立，而是互相影响，一一贯之，只是各时期的地位不同。具体而言，“德义”思想，主要是清代前期外交政策中恩威并施的延续，即对外交往的目的是“用威使夷知威，用恩使夷知怀”。中法战争前张之洞的外交思想主要是这种德义色彩的反映，即以儒家精神为指导，用“王道”思想中的道德和仁义去感化外人遏止战争。中法战争至甲午战争前为中期，这时他的外交思想主要是御侮自强，包括：“以兵战为用”，“以条约为章程”，“以自强为柔远之本源”。即不惧战，在与外国交涉中不怕最后诉诸武力；不怕烦琐，以公法为依据，敢于力争，凡与我主权相关之利益，虽极小亦力争之。外御侮，内自强。甲午战争后，主要是“以夷制夷”思想。他的这一外交思想包括五个方面：守在四夷，外洋设领，远交近攻，联结强援和均势思想。总体而言，张之洞的外交思想虽不乏合理性和先进的成分，但就清末的国情看来，缺少可行性，属于书生之见，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1.中法战争前张之洞外交思想之所以带有“德义”色彩，主要是由于他对近代外交的实质、帝国主义的本质不了解，以及天朝上国的迷梦未醒，希望以王德使夷向化。因此，不切实际的主张对俄“夷以义”①[P39]在张之洞看来，投之以桃必报之以李，而沙俄不仅不知报，反而施于战争，在伦理道德上实属不该。鸦片战争后，天朝上国的文化优越感已不复存在，而当时的士大夫心中蕴藏的以“王德”促人向化的遗情未了，那种妄自尊大、高高在上的心理仍未泯灭，强调以儒家精义作为交涉的依据，一味地宣扬清政府宽厚待人，希望各国平等对待清政府，不要施于战争。1880年8月沙皇被刺，俄国社会动荡，他力谏清政府派曾纪泽赴俄宣扬“古来安民之法”，以为“从此兵端渐敢，旦感我之推诚亲睦，其军其民皆我矣。”①[P81]这种以“德义”服人的外交方针及措施，在张之洞而言，无疑是弭兵、息争、睦邻的法宝，但在实际当中却显示了极大的保守性和不合时宜，难免书生之见。
2.自强御侮中的书生之见，主要体现在“以条约为章程”和苛守“万国公法”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与洋人的交涉中，因彼强我弱，对方持其坚船利炮，常常以条约为假借，贪婪地索取各种利益，使清政府常常处于被动的地位，严重的损害了我国主权。鉴于此，张之洞提出应以条约为斗争的武器，并提议总理衙门“更按各国条约，参酌比例，并检俄国历届照会，逐细研求，可驳者更复何限，以此话俄，俄其何辞？”①[P40]由于他对万国公理原则的认同，据此认定万国公法确实是挽回国家利权的一个重要工具。因此，他就特别推崇万国公法在国际间的法律效力。可当时，泱泱中华已沦为列强侵略和瓜分的对象，张之洞欲借助当时列强所操控制订出来的国际条约和公法等，向欲瓜分中华、谋求在华利益最大化的列强讨求清政府在国际上的合法权益，无异于与虎谋皮。因为当时世界并没有出现一个国际性的组织来为条约、公法的执行提供规范和保障，可以说，公法的可行性、有效性完全掌握在制定者列强的手中。而“坚守要约，务守公法”在实际的交涉中被证明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
3.张之洞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中所涵盖的重利结强援和结盟思想无不显示了张之洞缺乏外交历练，坐而论道的书生之气。他认为“嗜利”或“惟利是图”是资本主义列强的本质，而联结他国与之结盟是以互惠为基础的，这是国际惯例。主张在联结强援时出让商务、矿物，甚至领土，虽用心良苦，但客观上就是出卖行径。这也说明他深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在国际交往中也会投之以桃，而报之以李。但最核心的原因是他缺少完整的领土观和国家观，均势思想主要表现在东三省开口通商上。这也表明他的外交思想从以兵保国转向了以商保国，“借各国商利以拒俄”①[P8815]他坚持的这种策略在当时主客观条件下是很难成功的。因为决定均势政策成功与否的根本在于是否有足够的实力和能力去处理各国之间的关系。能者，极易成功，不能者“前门拒狼，后门揖虎”②[P329]当时，清政府内忧外患，国势衰微，在外交上没有发言权，且俄国的势力在东三省占主导优势，依此来援引东南互保的成功先例来打破现状已属不可能。因为外交政策从来都是以利益为导向，没有哪个国家会为了维护缔约国的利益而丧失自己可能的权益，或者冒者丧失即得利益而去对抗强势的国家。
以上看来，张之洞外交思想中的书生之见主要源于他从文化的优越感出发，即以“德义”思想来对抗近代实力外交。同时，也与他始终都不能忘怀儒家经义，始终自觉地承担纲常名教的维护者有关。最为制约他外交思想的原因是，他对近代风起云涌的国际形势以及清政府日薄西山的国情认识不清，加之他缺少外交历练，缺少完整的疆域观，给他的外交思想凭添了许多书生之见，少了许多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也就未能被清政府所采纳。
但由于他在清廷的特殊地位，他的外交思想在当时的间接影响较大，特别是他的书生之见副作用较大。例如：他在《马关条约》签定后，为了迫使日本废约，张之洞甚至提出了以出让一部分领土的方式来换取英俄的支持，他上凑“与俄国商定立秘约，如肯助我攻倭协俄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域，或北部数域以酬之，并许以推商务。如英肯助我，则酌量划分西藏之后藏一地带，并许与若干以酬之，亦许以推广商务。”①[P2061]虽后因英俄均以保持中立为由被拒绝，后转向法国后也告失败，但他这种重利结强援的思想，在当时的影响是极大的。两江总督刘坤一主张对俄“与之结欢”“以制东西两洋”③[P3]在京官吏更亦有与之呼应者，如侍郎许应驶上凑力陈“昔当联英以拒日”。④[P6]甚至清廷最高当局也指令驻俄公使许景澄，如果沙俄兵舰到辽东海面，助我兵力，中国愿与俄订立秘约“以酬其劳”。此时，张之洞更是积极倡言：“此次为我索还辽地，虽自为东方大局计，而中国已实受其益。日人凶锋，籍此少挫，较之他国袖手旁观，隐图商利，相去远矣。正宜乘此力加联络，厚其交谊，与之订立秘约。”④[P36]总体而言，张之洞的外交思想中的空言较多，但他对清末的局势影响较大。因此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以避免我们现在外交上的空言误国。
参考文献：
[1]张之洞.张之洞全集[M].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2]李国祁.张之洞外交政策[J].湘潭书院学报，1999年第5期.
[3]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112[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1.
[4]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116[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1.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关键词]张之洞 外交思想
综观张之洞的从政生涯,终其一生都未直接参加过外交事务。因缺少外交经验,致使他的许多外交思想缺少实践的可能和基础而流于空言,不能被清政府所接受。因此，他的外交思想对当时外交政策的制定以及许多涉外事务的解决产生的直接影响较小，但就他本人作为中兴名臣和封疆大吏的特殊身份，其一举一动，对清廷的影响极大，特别是在关乎清政府安危的外交事务上，朝野人士不能不对他的言论有所侧耳。
就他的外交思想而言，其基本出发点是抵御列强侵略，维护国家主权。他的外交思想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前期是德义思想，中期是御侮自强，后期主要是以夷制夷。当然，他各时期的外交政策并非完全孤立，而是互相影响，一一贯之，只是各时期的地位不同。具体而言，“德义”思想，主要是清代前期外交政策中恩威并施的延续，即对外交往的目的是“用威使夷知威，用恩使夷知怀”。中法战争前张之洞的外交思想主要是这种德义色彩的反映，即以儒家精神为指导，用“王道”思想中的道德和仁义去感化外人遏止战争。中法战争至甲午战争前为中期，这时他的外交思想主要是御侮自强，包括：“以兵战为用”，“以条约为章程”，“以自强为柔远之本源”。即不惧战，在与外国交涉中不怕最后诉诸武力；不怕烦琐，以公法为依据，敢于力争，凡与我主权相关之利益，虽极小亦力争之。外御侮，内自强。甲午战争后，主要是“以夷制夷”思想。他的这一外交思想包括五个方面：守在四夷，外洋设领，远交近攻，联结强援和均势思想。总体而言，张之洞的外交思想虽不乏合理性和先进的成分，但就清末的国情看来，缺少可行性，属于书生之见，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1.中法战争前张之洞外交思想之所以带有“德义”色彩，主要是由于他对近代外交的实质、帝国主义的本质不了解，以及天朝上国的迷梦未醒，希望以王德使夷向化。因此，不切实际的主张对俄“夷以义”①[P39]在张之洞看来，投之以桃必报之以李，而沙俄不仅不知报，反而施于战争，在伦理道德上实属不该。鸦片战争后，天朝上国的文化优越感已不复存在，而当时的士大夫心中蕴藏的以“王德”促人向化的遗情未了，那种妄自尊大、高高在上的心理仍未泯灭，强调以儒家精义作为交涉的依据，一味地宣扬清政府宽厚待人，希望各国平等对待清政府，不要施于战争。1880年8月沙皇被刺，俄国社会动荡，他力谏清政府派曾纪泽赴俄宣扬“古来安民之法”，以为“从此兵端渐敢，旦感我之推诚亲睦，其军其民皆我矣。”①[P81]这种以“德义”服人的外交方针及措施，在张之洞而言，无疑是弭兵、息争、睦邻的法宝，但在实际当中却显示了极大的保守性和不合时宜，难免书生之见。
2.自强御侮中的书生之见，主要体现在“以条约为章程”和苛守“万国公法”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与洋人的交涉中，因彼强我弱，对方持其坚船利炮，常常以条约为假借，贪婪地索取各种利益，使清政府常常处于被动的地位，严重的损害了我国主权。鉴于此，张之洞提出应以条约为斗争的武器，并提议总理衙门“更按各国条约，参酌比例，并检俄国历届照会，逐细研求，可驳者更复何限，以此话俄，俄其何辞？”①[P40]由于他对万国公理原则的认同，据此认定万国公法确实是挽回国家利权的一个重要工具。因此，他就特别推崇万国公法在国际间的法律效力。可当时，泱泱中华已沦为列强侵略和瓜分的对象，张之洞欲借助当时列强所操控制订出来的国际条约和公法等，向欲瓜分中华、谋求在华利益最大化的列强讨求清政府在国际上的合法权益，无异于与虎谋皮。因为当时世界并没有出现一个国际性的组织来为条约、公法的执行提供规范和保障，可以说，公法的可行性、有效性完全掌握在制定者列强的手中。而“坚守要约，务守公法”在实际的交涉中被证明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
3.张之洞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中所涵盖的重利结强援和结盟思想无不显示了张之洞缺乏外交历练，坐而论道的书生之气。他认为“嗜利”或“惟利是图”是资本主义列强的本质，而联结他国与之结盟是以互惠为基础的，这是国际惯例。主张在联结强援时出让商务、矿物，甚至领土，虽用心良苦，但客观上就是出卖行径。这也说明他深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在国际交往中也会投之以桃，而报之以李。但最核心的原因是他缺少完整的领土观和国家观，均势思想主要表现在东三省开口通商上。这也表明他的外交思想从以兵保国转向了以商保国，“借各国商利以拒俄”①[P8815]他坚持的这种策略在当时主客观条件下是很难成功的。因为决定均势政策成功与否的根本在于是否有足够的实力和能力去处理各国之间的关系。能者，极易成功，不能者“前门拒狼，后门揖虎”②[P329]当时，清政府内忧外患，国势衰微，在外交上没有发言权，且俄国的势力在东三省占主导优势，依此来援引东南互保的成功先例来打破现状已属不可能。因为外交政策从来都是以利益为导向，没有哪个国家会为了维护缔约国的利益而丧失自己可能的权益，或者冒者丧失即得利益而去对抗强势的国家。
以上看来，张之洞外交思想中的书生之见主要源于他从文化的优越感出发，即以“德义”思想来对抗近代实力外交。同时，也与他始终都不能忘怀儒家经义，始终自觉地承担纲常名教的维护者有关。最为制约他外交思想的原因是，他对近代风起云涌的国际形势以及清政府日薄西山的国情认识不清，加之他缺少外交历练，缺少完整的疆域观，给他的外交思想凭添了许多书生之见，少了许多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也就未能被清政府所采纳。
但由于他在清廷的特殊地位，他的外交思想在当时的间接影响较大，特别是他的书生之见副作用较大。例如：他在《马关条约》签定后，为了迫使日本废约，张之洞甚至提出了以出让一部分领土的方式来换取英俄的支持，他上凑“与俄国商定立秘约，如肯助我攻倭协俄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域，或北部数域以酬之，并许以推商务。如英肯助我，则酌量划分西藏之后藏一地带，并许与若干以酬之，亦许以推广商务。”①[P2061]虽后因英俄均以保持中立为由被拒绝，后转向法国后也告失败，但他这种重利结强援的思想，在当时的影响是极大的。两江总督刘坤一主张对俄“与之结欢”“以制东西两洋”③[P3]在京官吏更亦有与之呼应者，如侍郎许应驶上凑力陈“昔当联英以拒日”。④[P6]甚至清廷最高当局也指令驻俄公使许景澄，如果沙俄兵舰到辽东海面，助我兵力，中国愿与俄订立秘约“以酬其劳”。此时，张之洞更是积极倡言：“此次为我索还辽地，虽自为东方大局计，而中国已实受其益。日人凶锋，籍此少挫，较之他国袖手旁观，隐图商利，相去远矣。正宜乘此力加联络，厚其交谊，与之订立秘约。”④[P36]总体而言，张之洞的外交思想中的空言较多，但他对清末的局势影响较大。因此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以避免我们现在外交上的空言误国。
参考文献：
[1]张之洞.张之洞全集[M].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2]李国祁.张之洞外交政策[J].湘潭书院学报，1999年第5期.
[3]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112[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1.
[4]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116[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1.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