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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域贸易不仅是交换商品,同样也隐含着跨区域的污染转移。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和区域性大气污染特征的背景下,量化评估区域间分工协作和贸易过程存在的环境成本与经济收益不对等关系是构建区域大气环境治理责任分担机制的重要内容。本论文基于生态不平等交换理论和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在编制中国2012年大气污染物(S02、NOx和颗粒物)排放清单的基础上,分别从生产端和消费端测算了我国各省份出口和跨省贸易导致的大气污染排放(大气污染排放当量,APE)和经济收益(GDP),进而构建多种环境不公平指数表征上述不对等关系。首先,本研究针对省际间贸易,分别从生产端和消费端测算由于各省份在消费本地和其他省份的最终产品过程中承担的大气污染排放和经济收益,并针对净转移构建环境公平性指数(REI指数)表征大气污染物净转移和GDP净转移的不对称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在由京津、东部沿海、南部沿海等发达区域消费驱动的大气污染排放中,约有62%～76%是实际排放在其他欠发达区域;然而,上述发达省份消费带动的增加值中有70%留在了发达地区。从净转移角度来看,部分东部发达地区(如北京、天津、江苏、上海)将大气污染通过省际贸易间接转移到欠发达区域,但由于其自身具备的产业梯度优势,在将大气污染转移出去的同时反而在贸易中获得了经济净收益。而位于西部偏远省份(如贵州、云南、宁夏等)在承接发达地区的大气污染转移过程中,由于产业劣势,在贸易过程中本地获得到的经济收益要小于带动其他地区的经济收益,也就是说经济净收益为负。其次,本研究估算了各省份通过全国跨区域产业链在生产本地出口产品和为外地出口商品提供中间产品过程中获得的大气污染排放和GDP,并构建环境不公平指数(AG指数)评估了各地区和省份获得的大气污染排放和增加值在份额上的不对等。结果显示,中国沿海发达区域(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和京津区域)在中国及各省份出口过程中获得了 56%左右的GDP收益,然而上述区域仅承担了 28%的全国出口导致的大气污染排放。从单位成本来看,上述发达区域每获得1元出口隐含的GDP收益仅需要本地承担0.4～0.6 g的大气污染排放,而中部和西部欠发达区域则需要本地承担1.7～3.2g的大气污染排放,约为发达区域的4～8倍。发达沿海地区获得的经济收益份额要明显大于其最终承担的大气污染排放份额,而其他欠发达地区获得的经济收益份额则要明显小于其最终承担的大气污染排放份额。第三,针对大气污染最严重的京津冀及周边7省份,本研究从治理所需的经济成本角度测算京津冀及周边省份的大气污染完全治理成本和GDP收益,并构建不公平指数(CG指数)表征区域内各省份承担的成本与获得收益在份额上的不对等。研究结果显示,北京、天津以及山东等发达省市通过购买山西、内蒙古、河北、河南的污染密集型产品,将本该属于自己的大气污染完全治理成本转嫁到能源富集的落后省份。然而,由于自身产业优势,北京、天津两个发达城市在将高附加值的电子、汽车、信息技术等产品销售到其他省份的过程中,获得了整个区域53%的GDP净收益。山西和内蒙古虽然承担了约70%的大气污染完全治理成本,但只获得了不到20%的GDP收益。可以发现,北京、天津在区域内贸易过程中占据了优势地位,河北、山西、内蒙古则处于劣势,遭受了环境不公平对待。总体来说,中国各区域和省份在开展区域分工协作和贸易过程中,存在显著的环境不公平现象。发达区域和省份由于更多致力于生产高附加值、低污染密集产品,在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的同时承担了更少的大气污染负担和治理责任;而重化工等产业密集的省份以及欠发达省份由于处于产业梯度的中端和低端,因此在为发达省份和地区提供高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同时,承担了更多的大气污染负担和治理责任,却获得不匹配的、相对较少的经济收益。上述研究结论可以为我国区域大气污染治理中的责任划分提供思路借鉴,为探索中国跨省大气污染治理补偿和污染转移支付提供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