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世与戴震的致用观.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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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致 pdf 经世致用 儒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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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 第27卷第5期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k)urnal af Anq旧Teachers College(Social Science Edition) May 2008 V01.27№.5 儒家经世与戴震的致用观 徐道彬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安徽合肥230039) 摘要: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中,许多人认为乾嘉考据学者专心考古,不问世事,这种看法似有偏颇。通过对戴震著 述的全面深入的研究,可以看出他在经学体用、实学致用、教育后学诸方面所体现出的经术致用观点,以及对社会政治和 民众生活的深切关怀。 关键词:戴震;经世致用;人性关怀; 中图分类号:13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08)05—0045—05 自方东树、魏源以来,许多人都认为:乾嘉时期的考据 学者,空慕远古,计较文字,不问时政,了无益处。如此看 法确有偏颇之嫌,早有学者提出异议,如王国维指出:“亭 林之学,经世之学也。以经世为体,以经史为用。东原、竹 汀之学,经史之学也,以经史为体,而其所得,往往裨于经 世。”…1“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 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2]说明儒者之 学当为贯通古今,识见远大,一方面要讲明六经,一方面又 要研习治民、水利、教育、御敌等实事,自始至终都是有体 有用,并且由明体以达用,而最终目的是要“措天下于治 安”。诚然,乾嘉时期的多数学者已没有了清初学者的激 扬文字,评品时政的胆量和气节,但绝不能因此认为他们 不过问政治,只是故纸堆中的书蠹。本文选取乾嘉考据学 的典型代表戴震为例,从具体材料入手,通过对戴震全部 著述的考察,从经学体用、实学致用、教育后学三方面加以 归纳总结,以展示他通过治经考史,借古喻今来表达自己 的忧患意识和经术致用观,发掘出他对社会政治和民众生 活的深切关怀。 知体达用:“以词通道”的学术路径 汉以前的儒者是指经术之士的通称,并非以后的专门 传经之士;而经术之学所讨论的对象虽然侧重在政治伦理 方面,但实际上它是一门未分化的学问,除了经义伦理内 容以外,还包括了天文、历算、地理、漕运、农医、物候等各 种科技知识在内的一个综合的文化体系。 那么,“经术致用”作为整个儒学的一个普遍动向,在 某些历史阶段中因特定的原因,或显或隐,但从未停息过。 作为封建社会末期的乾嘉学术,它所注重的“道问学”主要 出于儒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其中儒者的“经世致用”思想虽 然没有稍前和稍后时代,因为受外在的刺激而汹涌激荡, 但安定盛世中儒者的“经世致用”行动犹如一股平静涌动 的潜流,坚实有力。譬如,戴东原遥承两汉经学,近接顾炎 武的“明道救世”遗训,在“康乾盛世”里明确主张“治经先 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体现了治学非为考证而考 证,而是通过名物训诂求得圣贤之道,以经国济世,润泽民 生,尝言:“君子或出或处,可以不见用,用必措天下于治 安。”【3]495这正是孔子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思想的直接 继承,也是数千年儒学“文以载道”思想的正确发展。故洪 榜在《戴先生传》里称其为”抱经世之才,论治以富民为 本”[4J11。戴氏本着“以词通道”的目标,故其著述处处体 现出“明经致用”的思想。 凡所考证,皆引古筹今,留意民瘼,不忘当代,绝不像 有人所贬抑的那样专意考古,转成无用。如《诗经·硕鼠》 “爰得我直”,前人释“直”字多注为“职”、“正直”,或“处所” 之义。东原《毛郑诗考正》注:“《论语》日:‘人之生也直。’ ‘得我直’,谓得遂其性,不违生人之正道。吡s J606其《毛诗补 传》又释:“直,谓遂其性也。“[5]276《孟子字义疏证》也就此 有云:“《诗》日:‘民之质矣,日用饮食。’《记》曰:‘饮食男 女,人之大欲存焉。’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 王道备。”【3J166意为圣人治天下,绝非空谈性命,存理灭欲 之道,而是与民同乐,不违饮食男女之道,“爰得我直”,“得 遂其性”。又云:“六经、孔孟之书,岂尝以理为如有物焉, 外乎人之性之发为情欲者,而强制之也哉!孟子告齐梁之 君日‘与民同乐’,日‘省刑罚,薄税敛’,日‘必使仰足以事 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日‘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日 ·收稿日期:2008一03—03 基金项目:教育部入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重大课题(06JJD口60001),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资金(07JJD770112)。 作者简介:徐道彬,男,安徽寿县人,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昌U研究员,博士后。 万方数据 ·46·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篮 ‘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仁政如是,王道如是而已矣”。由 此可知《毛郑诗考正》与《孟子字义疏证》的说经论理,无论 在学术或是思想上都是完全等同的,前者是后者的学术依 据,后者为前者的理论概括,可见“道问学”与“经世致用” 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两轮。戴氏学贵实效,道不虚谈, 由考证一字,即可窥见其内心深处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戴震考证经籍中的名物字义、制度沿革,时时流露出 对于世风民俗和政教利弊的关注,不忘“匹夫有责”,以此 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借之以矫时弊,振风俗,这样的依托虽 是传统的儒家之法,但重在言而有据,以理服人,与前人尤 其是宋明儒者不同,如《毛诗补传》所言:“苟有救于俗,诗 之为功亦大矣。故托为之人,代为之语,无害乎贤者闵时 疾俗之意,主文谲谏之法。”又如《毛郑诗考正》释《小曼》 云:“《诗》中言‘谋臧’,谓君子之谋也。‘不臧’,谓小人之 谋也。君子之谋出;则众小在位眦讹然诋毁而共违之。 小人之邪议,则渝溜一唱众和而共依从之。其党同伐异 如是,何以供君之职,故《尔雅》云‘滴溜讹讹,莫供职 也’。”东原在君子与小人的对待问题上,非常关注,他曾教 导毕沅要以史为鉴,善于用人(见下文),提出在位君子应 明辨是非,亲贤远佞,才能够有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 政通人和,以致国泰民安。此意在《原善》中也有相同的议 论,如《原善》云:“言小人之使为国家,大都不出‘诡随’、 ‘寇虐’二者,无纵诡迎阿从之人,以防御其无良,遏止寇虐 者,为其曾不畏天而毒于民。”[3j3 30故戴氏又云:“乱之本, 鲜不成于上,然后民受转移于下,莫之或觉也。乃日‘民之 所为不善’,用是而仇民,亦大惑矣。”戴氏由治经而自然升 华为义理的探讨,而义理探讨又融入于经学研究中,有本 有据。无论是早年的训诂考证之作,还是晚年的义理疏证 之书,戴震时时处处都表现出鲜明的政治观点和人文关 怀,对民生疾苦寄寓了深切的同情,对社会政治理想提出 了自己的希望和见解,展现了他的“闵时疾俗之意,主文谲 谏之法”。 戴震其论学以诚信为本,朴实忠厚,不尚浮华,而于政 治民生尤为关心,而重力则在关怀弱势群体上,希望在位 者施仁政,体民情,则“为政必有道”,天下始太平。治学与 为政之道息息相关,学者由小学而至大学,应通经而达于 致用,“学成而民赖以生”[3 J495。但对于俗儒不学无术,空 谈心性,为官后又不察民生实情,而一味以“理”施法绳民 的现象,戴震批判激烈,指出儒者应由“道问学”而入“尊德 性”,摈弃理学的冥心天理,玄虚言辞,去做实事,行仁政。 章太炎云:“魏源深诋汉学无用,其所谓汉学者,戴、程、段、 王未尝尸其名,而魏源更与常州汉学同流,妖以诬民,夸以 媚虏。”【6]348戴氏终生不涉仕途,但其治国安民的方略也如 其学风,黜虚务实,切于致用。戴震善于从经文中挖掘其 中所蕴含的历史价值,以及富有启示现实的有益成分,并 在解读经典中寄寓政见。如《考工记图》卷上“所以持衡者 谓之”下云:“大车鬲以驾牛,小车衡以驾马。辕端持鬲,其 关键名鞔;翦端持衡,其关键名轨。赣辕所以引车,必施鞔 觐然后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关键,故以鞔辄喻 信。咀7J《考工记图》虽属名物典制的考释之作,但在考证实 物器用的同时,并从中绌绎出圣贤经义,转身移步,别造 新境。自言能够“比类合义,灿然端委毕著矣,天人之道, 经之大训萃焉”[3]7。探其原委,明其源流,有益于世道人 心。又如《雅记》二“豕”条之“艾,外舍之豕也”,“娄猪,家 系之猪也”下,东原云:“予谓娄猪与艾对,艾犹外也。《国 语》云:‘国君好艾,大夫殆;好内,嫡子殆,社稷危。’韦昭亦 以艾为外,谓嬖臣。《孟子》以少艾与妻子并称,妻子为内, 少艾为外也,艾指宋朝为外舍之男,则娄猪指南子为有系 于内者。以猪言,所谓禽兽狗彘之行是也。”旧J先考证文 字,求之声训,“娄”与“系”同义,“艾”与“外”古同音借用。 释文阐理并行互证,指出君主应该为人以礼义,为政以德 信,才能明于人伦,施于教化,移风易俗,达至仁政。《原 善》云:“《洪范》日:‘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 便便。’言无私于其人而党,无蔽于其人而偏也。无偏矣, 而无党,则于天下之人,大公以与之也;无党矣,而无偏,则 于天下之事,至明以辨之也。”【3J29戴震援考据为解经之 用,引经义为论理之用,于人心世道之隆污,政事之利病, 必究原委。经义为体,经世为用,学思兼得,纲维咸备。 《礼记》云:“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 以为楷”。戴震即使在稽考古器物礼制及历算水时,也不 忽视对人格的品评和王道清明政治的向往,以推阐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人生。如《序剑》一文以剑为喻, 寄托遥深,体现了解物以明经,通经而致用的思想,云:“苟 君之未能者剑之用,而能者剑之德,孰谓道远,终必至之。 是故《易》之言日:‘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31389 又如在《匠人沟洫之法考》中,戴震由考证古代农政水利之 事,讲明兴利除弊之急,求证之语中已经寄寓了丰富的人 文关怀和经世思想。戴氏以考据学显名于世,但绝不是做 了识字功夫便算完结,而将通经致用作为治学的终极目 标,见诸躬行,发为经济,上述之例,可见一斑。戴震“知民 生隐曲”,“为臣民诉上天”的思想和做法,后人早已经看 透,只是其考证之功巨大而掩盖了“经世致用”的言与行。 钱大昕就明确地指出:“夫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 《诗》、《书》、执《礼》,皆经世之言也。《论语》二十篇、《孟 子》七篇,论政者居其半。当时师弟子所讲求者,无非持身 处世、辞受取与之节,而性与天道,虽大贤犹不得而闻,儒 者之务实用而不尚空谈如此。”旧j钱氏观点与戴、段、二王 的言行可谓桴鼓之应。他们不仅在经世一途,而且在致用 一途如屯田水利、盐政武备、社仓乡约等方面,深明国家治 乱之源,通达生民根本之计。 明道救世:经术致用的实践过程 戴震作为一代宗师,能够通过治学把历史与现实紧密 联系起来,把历经数百年而渐变为患的程朱理学看穿研 透,为贫苦的民众在物质满足和精神自由上,挣得本该属 于自己的权利而呐喊。《孟子字义疏证》就是此一时期代 表民众心声的最强音。就其形式而言,它正是由文字考据 万方数据 第5期 徐道彬:儒家经世与戴震的致用观 ·47· 而次通义理的成功之作,也是戴氏通经致用思想的集中体 现。 “震自幼为贾贩,转运千里,复具知民生隐曲,而上无 一言之惠,故发愤著《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专务平恕, 为臣民诉上天。”[6]356艰难的生活历炼出一位治学艰卓朴 悫,实事求是的大儒,也造就出一名疾呼“体民之情,遂民 之欲”的勇士。我们从东原的经典诠释和文集序跋中,可 以明确地感受到他对封建压迫和礼教摧残的强烈反抗。 在民风古朴的徽州山区,程朱理学根深蒂固,于是在诚信 敦朴的外表下,隐藏着“以理杀人”的事实;贞女烈妇“处颠 覆,甘冻饿,傥不获终,有身死成仁”【3]440,在萧瑟的牌坊群 下,得以极力标榜;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长幼之分,而 后听其曲直。对于如此惨烈的画面,东原所见所言虽有悖 逆时宜,违忤前贤,但其正义之声确是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的。他为民众呼唤人性回归,向统治者要求平等和民主的 政治思想,无处不在。常称自己要“发狂打破宋儒家中太 极图”,并与段玉裁往来书信,抒发胸中郁闷,云:“日忠恕, 日仁义礼智,岂有他哉?在常人为欲,在君子皆成懿德,使 去欲而后一于理,是古贤人圣人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皆非 也……盖昔人斥之为意见,今人以不出于私即谓之理,由 是以意见杀人,咸自信为理矣。聊举一字言之,关乎德行 行事匪小。”【31542戴氏举一“理”字,批判在上位者穷奢极 欲,无恶不作,却要求众人舍去应得之欲,忍辱负重,不能 有丝毫反驳。戴震为弱势群体鸣不平,“就此点论之,乃与 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盖当时人心为 基督教绝对禁欲主义所束缚,痛苦无艺,即反乎人理而又 不敢违,乃相与作伪,而道德反扫地以尽。”【10 J戴震的人性 观、民生论及其“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说,深受梁启超、章 太炎、蔡元培的称赞,其解经以明理,通经而致用的思想, 时值今日仍为学者所遵循。艾尔曼说:“戴震社会批判学 说的惊人影响,为西方汉学界长期忽略。他以《孟子》为批 判武器,建立哲学体系,与朱子正统学说相抗衡,这具有重 要政治意义0”【1l J 戴震早年就精通历算、机械等多方面知识,著有《策 算》用于账簿计算,《勾股割圜记》用于实物测量,《考工记 图》用于器物制作,《迎日推策记》用于历法推算。其中《赢 旋车记》依据西洋人的龙尾车法而作,又据西洋的引重法 作《自转车记》,都是根据当地的农田实用状况,综合运用 古代工匠与西人的制作,帮助当地农民造出便利农具,如 《自转车记》是描述制作手推运输车的方法、材料、尺度、结 构问题的说明书;《赢旋车记》是制作农田汲水工具的说明 书,对使用材料的质地、注意事项、使用方法一一解说清 楚,表现出对丰衣足食的农村生活的向往。戴震“尝以休 地山乡,吸水灌田,所需劳力多而无补于大旱,乃变通古 法,制螺旋车与自转车以利农田……今休地西北乡,山河 旁岸之田,多用自转车,永无亢旱之患,各处仿其法者甚 多。又尝自制浑天仪,以为研究天算之用。若使生于今日 工业发达之时代,则其所发明以利国便民者,安有既极 耶。”[12j徽州山区多水多山,不修水利则民生无助,戴氏曾 设计制造朱塘坝工程,使附近地区水患解除,农田受益。 “以前屯溪后马路一带都是水田,洪水时节,朱塘大水冲 出,总是淹没稻田,漫上老街。自戴震设计建造朱塘坝以 后,水患才得以解除。”【13J。至今,屯溪朱塘坝仍发挥重要 的水利灌溉作用。东原时刻把民情疾苦放在心上,开物成 务,经世济民,迥异于明季那些整日畅谈性理,坐而论道的 俗儒。他有志于闻道,更有心于致用,修身益人,利民富 国。 戴震给予人们的第一感觉是经学家、思想家,但从某 种意义而言不如说他是自然科学家更确切些。他精通算 术,明于历法,尤其注重水利和方志研究,成学以后,著《水 地记》,编《直隶河渠书》,主张“以山川为主而求其郡县”, 主修《汾州府志》、《汾阳县志》,为舆地交通、防洪灌溉、兵 农财赋等提供了文献与现实的依据。考古中留一Ii,民生,致 力于跟人民生活直接相关的自然科学的深入研究,充分体 现了经世致用的学术观点。古人云:有体国经野之心,而 后可以登山临水,有济世安民之识,而后可以考古断今。 戴震就是胸怀“体国经野”之志,而从“考古断今”的小事做 起,认为: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天算不明则《尧典》、《考 -C)不能卒业,小学不知则《诗》、《礼》不辨其用。其论天 算,必切于官曹民事;论水利,必益于民用。如论古算术 云:“其书务切实用,虽《九章》古法非官曹民事所必需者亦 略而不载。”【31640撰方志地图皆以山川城镇、物产田赋、民 情风俗等切于民用者为首,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修志思 想。云:“欲备知地之险易,政之利弊,以敷宣圣天子德意, 检阅府州县志至夥,求其述地名山川,能周知寰内形势之 全,脉络条贯,不失地,无纷纠傅合也;记载官政,以及田赋 征徭,尔雅明划,远于胥吏案牍也;传一方之名宦人物,审 确不假借,文体追乎古人,辞称协诸德行也。”旧J508方志乃 一地之史,其要在于舆地、人民、政事。戴氏修志“因革形 势,体要利病”,重在“民用”、“民俗”,如《寿阳县志序》云: “披览图志,与读史相表里者也。而一州一县成各有志,俾 沿革山川见历代史者,于此可稽。因以近察政之体要,民 之利病,故非通古今,明吏治,则撰次概不足观。”[3J510方志 不仅要知寰内田赋征徭,传名宦德行,更应知“政之体要, 民之利病”。《汾州府志例言》是戴氏修志思想的纲领,最 能体现其考核今古,“格物知致”的观点。其中的核心部分 农政水利又是戴修方志中所列重要事项,故《例言》详述 之。他以山川为主而从事地方志的研究,对制度沿革、文 物事迹,逐一补之,对水利农田、攻城守备,考而论之,与徒 事抄撮者不同,而切近事理,有体有用。 教育后学:“措天下于治安” 经术之士的希望在于修齐治平,而所幸在于能够举平 日所学,见诸施行,虽未必见采于明王,也期于后世取法。 前述解读经典、制作农具、撰修方志诸方面,即可见东原的 不涉虚华,重在民用。虽然本人不曾为官,但在持身处世、 辞受取与之节上,对其弟子的学风和从政思想的影响极为 万方数据 ·48·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 深远。如段玉裁在纂修《富顺县志》时求教戴震,戴氏与书 云:“至若志之俗体,凑合八景、十景,绘图卷首,近来名手 颇有知为陋习,宜削去者。星野之载《步天歌》及星图,均 属陋习。又如每篇有小序,序皆通套语,近来亦有删去不 用者矣。村镇必分八到,注明距县治里数。铺驿则注明某 铺至某铺,某驿至某驿,两头交里数,使考古知今,藉此为 据。”[3]537氏不仅敦促弟子治朴实之学,作切用之文,更教 以施政于民,造福后世的思想。段氏云:“玉裁铨得贵州玉 屏县,未尝拜别先生也。盖先生尚羁山右,闻铨得玉屏,寄 书到京,言玉屏于地势为五岭自西而东之脉。又晶玉裁 日:‘想风气未开,未必不可施政教也。”’【3 J685戴氏“论治以 富民为本”的心愿宏志于此全现。虽其终生于政途无缘, 却能把通经致用的治学力行思想传承下去,壮志未酬而用 心良苦。 戴震作为一介宿儒,因学识渊博而“声重京师”,其羽 翼经业之时,也导扬了儒风趋实,吏风向廉,其功在实学, 而益在政治。许多官僚兼学者皆与之倾心相交,“折节”请 教,如王昶、纪昀、朱筠、毕沅、阮元等一批“学而优则仕”的 政界人物,或受直接教诲,或受间接影响;金榜、任大椿、孔 广森,裘行简、王念孙等,早年问学于戴震,以后在治学上 成就卓著,在政务上亦显扬当时。金榜“乾隆乙酉,召试举 人,授内阁中书,在军机处行走。”【14]78任大椿“授礼部主 事,转郎中,陕西道监察御史,充《四库全书》馆纂修 官。”[z4194裘行简、王念孙则亲炙于戴震,《清史稿·裘行简 传》叙裘氏战功显赫,政绩卓著,疾恶如仇,爱民如子,深受 朝廷信赖,“行简任内,虚收之数少,诏以事由行简立法清 查始得发觉宽之。是年秋,赴永定河勘工,途次感疾,卒, 上深惜之,优诏赐依一品例谥恭勤。”[15 31284(清史稿·王念 孙传》云:“嘉庆四年,仁宗亲政时,川楚教匪猖獗,念孙陈 剿贼六事,首劾大学士和坤。疏语援据经义,大契圣心,是 年援直隶永定河道……念孙故精熟水利书,官工部,著《导 河议》上篇,及奉旨纂《河源纪略》,议者或误指河源所出。 念孙力辨其讹议,乃定《纪略》,中《辨讹》一门,念孙所撰 也。”[15]1515王、裘二家皆从戴学而有所成,然后施学于政, 建功立业。戴氏对国计民生的关怀,别具苦心,“措天下于 治安”的心愿。于此可谓得酬。 戴震一生关怀世事,对民生疾苦、吏治良窳深有感触, 每借史实以明其志。洪榜云:“先生抱经世之才,其论治以 富民为本。故常称《汉书》云:‘王成、黄霸、朱邑、龚遂、召 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民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祠,廪廪庶 几德让君子之遗风。’先生未尝不三复斯言也。今巡抚陕 西毕公沅素与先生相知,因陛见入都,就见先生。先生所 居巷隘,不容车马,步入坐定,因乞先生言。先生为言:‘大 吏以知人为难。夫乡曲之氓,问其令君之贤否,言未有不 当者。自监司至督抚其上,或往往不察,岂智不逮哉?所 蔽者多也。’先生于《史记》,尤喜张释之、冯唐、汲黯、郑当 时列传,有味乎其言之。”【4J11戴氏治学以汉代郑玄、许慎 为宗主,论政也以《史记》、《汉书》中的廉官循吏为楷模,心 仪那些为官坦荡、清正爱民的历史人物,发思古之幽情,希 布施于今日。故洪氏称:“先生之学,虽未设施于时,既没, 其立言,所谓不朽者与!”戴氏在立言论政方面最为直接而 能称不朽者,可见于《送右庶子毕君赴秦阶道序》、《送巡抚 毕公归西安序》二文中。《清史稿·毕沅传》云:“沅先后抚 陕西十年,尝奏足民之要,农田为上……耕作与畜牧相兼, 实为边土无穷之利019 66沅以文学起,爱才下士,职事修举。 然不长于治军,又易为属吏所蔽,功名遂不终。”[15]1241毕 公温雅儒者,身正廉洁,虽才学名高,然不鉴史事,陷于佞 吏,终为所累,至于“夺世职,籍其家”。这些正是戴震书中 常指,谆谆言教的,却不幸言中而事与愿违。毕沅不能辨 识小人嬖臣的真面目,戴氏则早有预感,故屡次提醒之。 丁亥年(1767)所作《送右庶子毕君赴秦阶道序》云:“素器 重君者,益以信通经致用之学,非无验也。震得亦与闻之, 乐次而书之,以为君成政之符,且以庆陇右士民,将蒙泽而 丕化焉。”[3]391丙申年(1776),毕沅赴陕西,临行前,咨询识 人之道,用政之法,戴氏于是作《送巡抚毕公归西安序》赠 之,特别指出用人与施政的密切关系。云:“知人之难,由 尧舜至于今,莫敢易言之。然愚民不知学问,不解德行行 事,问其官长邪正真伪,如以鉴写形,如水静之明烛须眉。 进而官之卑者,其上官之邪正真伪,兼及情好之偏,知之亦 然。”“《中庸》日:‘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言乎存诸 心而已耳。公诚兢兢惟知人是务,不愧古大臣矣0-[31392选 俊择才系乎国事盛衰,被选者理应学通今古,清正爱民;选 才者应从善如流,亲贤远佞,才能上下精诚,服膺人心。对 于古今官与民的关系问题,东原的《孟子字义疏证》已言之 凿凿,在此对毕沅又特别指出:“国之本莫重于民,利民病 民之本莫重于吏,有一念及其民,则民受一念之福。察吏 者,恻隐之实之至于民者也。”为官者应有勤政爱民之心, 则“民受一念之福”,而“利民病民之利害莫重于吏”,尤其 强调“无知人之责,不贤者不必自饰于其前,不贤者之嫉 贤党不贤,亦不必巧进毁誉于其前。有知人之责,而工诈 欺之人至矣,潜妒诬之人至矣。又况情好或偏,彼探窥得 之入焉。疏不及觉,方自信明于知人,天下受其不知人之 弊,古今通患也”。国之本在于民,民之本在于吏,故戴氏 对嬖臣小人乱政祸民之事痛心疾首,教育毕公当以此为 重,诚为肺腑之语。戴氏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希望能通过 博学廉吏来实现自己的“通经致用之学”,“成政之符”,“丕 化”士民,但书生气重的毕沅处事不周,识人不真:受小人 之害,“功名不终”,有负戴氏之教。 戴震论学意欲通过挖掘古圣贤经典本义而鉴古知今, 为现世社会提供“资治通鉴”。所以他的道德文章以考古 释经之法体现“志在闻道”理想,处处带着沉重深切的经世 风格,以提升人伦道德,冀望安邦利民为目的,其术堪当匡 时,其言足以救世。胡适说:“戴氏的人生观,总括一句话, 只是要人用科学家求知求理的态度与方法来应付人生问 题。”[16]1038可谓深知戴学之本。在治学与从政关系问题 上,最有发言权的是封疆大吏兼学者的阮元,“他不但能继 万方数据 第5期 徐道彬:儒家经世与戴震的致用观 ·49· 续戴学的训诂名物的方面,并且能在哲学方面有所发挥, 有所贡献。”【16]1叽3“本以经师致身通显,任封疆,有力养 士,所至提倡,隐然兹学之护法神也O“【15]1515阮氏由治学 而从政,又以政而崇学,故于清代儒宦中可谓兼得之才。 阮元云:“稽古之学,必确得古人之义例,执其正,穷其变, 而后其说之也不诬;政事之学,必审知利弊之所从生,与后 日所终极,而立之法,使其弊不胜利,可持久不变。盖未有 不精于稽古而能精于政事者也。”[17]阮元论学以古朴求实 为本,论政以通古鉴今为要,从古学中寻求为政经验和做 人道理,达到鉴古以资治的目的。阮元把戴震实事求是, 通经致用的治学思想扩充到施政为民,认为对语言文字剖 析精审,则于经传大义必能得不易之理,知古鉴今,实施仁 政,必能剖析利弊,应该说这是相当成功的范例。较之毕 沅而言,阮氏于学于政可为功成名就者,戴氏之愿,许愿于 毕氏而终成于阮氏,亦谓不幸之幸,其间戴震的言行与影 响自不待言。实际上,这也是乾嘉学者普遍具有的经世价 值取向。纪昀认为“儒之本旨,明体达用而已”,“以实心励 行,以实学求实用”[18J。汪中“有志于用世,而耻为无用之 学,故于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之事,皆博问而切究之, 以待一旦之遇,下至百工小道,学一术以自托。”L19 J此外, 如王鸣盛《采煤叹》“朱门金盏酒肉腐,吁嗟谁怜采煤苦”; 洪亮吉《偶得》“民之饥渴怀,乃若在一身”等,都强烈地表 露出此一时期学者对封建地主残酷剥削的谴责和对劳动 人民苦难生活的深切同情,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 综上所述,戴震在考古证今的治学过程中,以考核经 术为途径,贯通群经,发明义理,建构起自己的思想体系, 并着力将学术求实与通经致用结合起来。对于民生利病 的关心、山川水地的考论,以及对后学德行政事的教育等 方面,都能体现出匡时济世,切于实用。尤其倡导对人情 人欲的研究,尊重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和自主平等的个性发 展要求。其历史观和人性论影响当时,转移风气,示来者 以规则,并非如人所言的冬烘先生只能钻研故纸堆,专做 脱离实际生活的烦琐考证。通过对戴震全部著述的深入 具体考察,我们看到的是他的经世思想与致用观念,以及 对社会政治和民众生活的深切关怀。 参考文献: [1]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M]/任国维遗书(二).上 海书店。1983:583. [2]王国维.国学丛刊序[M]/任国维遗书(三).上海书店, 1983:202. [3]戴震全书(六)[M].合肥:黄山书社,1995. [4]戴震全书(七)[M].合肥:黄山书社,1997. [5]戴震全书(一)[M].合肥:黄山书社,1994:606. [6]章太炎学术史论集(M].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1997. . [7]戴震全书(五)[M].合肥:黄山书社,1995:349. [8]戴震全书(二)[M].合肥:黄山书社,1994:634. [9]钱大昕.世纬序[M]//潜研堂文集(九).南京:江苏古籍 出版社。1997:403. [1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41. [11]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 化面面观[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13. [123戴震全集(六)[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杜,1999:3468. [13]方利山.戴学纵横[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36. [14]江藩.汉学师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5 3清史稿[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16]胡适学术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1. [17]阮元.汉读考周礼六卷序[M]//擎经室集.北京:中华 书局,1993:241. [18]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19,393. [193汪中.与汪武曹书[M]/席编汪中集.扬州:广陵古籍 刻印社,2005:442. 责任编校:徐希军 Confucian Doctrines and DM Zhen’s Concept of Practicality xu Dao-bin (Center for Htli Studies of 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039,China) Abstract:In the studies on the黜da'mc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there are many啊ews that scholars证QL凸州蛔and J狐Jillg Pe矗ods concentrated on the archaeological context and cared about nothing else.But these views are biased.Through the full in-depth study on DAI Zhen’s works。we can see that the concept of practicality is reflected in his ideas on Confucian Classic and practical use,the u∞of real learning,and educating future generations部well舾his deep COnOHTI over the sochal and political life and the people’s life. Key words:DAI Zhen;Confucian Classic and practical uae;humanist care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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