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怨而不怒理论再评析.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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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26卷第11期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V01.26 No.11 2005年1 1月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Humanities&Social Sciences Nov.2005 儒家“怨而 不怒“理 论再评析 刘文勇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系,四川成都610064) 摘要:近代以来。激进思潮盛行,在此一思潮中儒家的“怨而不怒”理论受到了激烈的批评,论者的着眼点基本 上在“怨”的激烈程度上考虑,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误解了儒家此一理论的真义。 关键词:儒家;怨而不怒;再评析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5)1l—0214—03 儒家讲“诗可以怨”的“怨”,不仅有一个为公还 是为私而怨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如何去“怨”的问 题,前者本文不做主要探讨对象,将另文探讨。单就 这如何去“怨”的问题,就其形式与风格而言,大抵 就是“怨而不怒”与“怨而怒”两端,就这两端而言, 其价值并不能由其本身的风格而决定,亦必由其所 呈现的为公的价值理性的多少或是否丰富深刻而决 定,在为公的前提下,无论是“怨而不怒”的“怨”还 是“怨而怒”的“怨”,其境界与价值均高,如是为私 而怨,则“怨而不怒”之“怨”与“怨而怒”之“怨”的 境界与价值均不会太高或不高,故现当代以是否激 烈去评价“怨”的标准是有问题的,在这一标准下, 凡是“怨而怒”之“怨”均成了肯定与高度赞扬的对 象,凡是“怨而不怒”之“怨”均评价较低,甚至否定 其价值。殊不知问题并不如此的简单,问题的实质 也并不在是否激烈上。 儒家本身就是在价值理性的承担的前提下讲 “怨”的,故只要是有着价值理性的承担精神,无论 是“怨而不怒”还是“怨而怒”均在原始儒家的肯定 范围之内,但相对而言,孔子更偏重于“怨而不怒” 的“怨”来承担价值理性,孟子讲“浩然正气”,更偏 重于“怨而怒”的“怨”来承担价值理性。孔子说: “《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是主张“怨而 不怒”之“怨”的,但孔子亦不废“怨而怒”之“怨”, 孔子又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 取,狷者有所不为。”【21在重视“怨而不怒”的“中 行”之“怨”时,亦然对进取之狂者的“怨而怒”与有 所不为的狷者之“怨中怒”深表同情与理解,孟子正 是对孑L子言说中的这一面给以宏扬而“不得已”以 “怨而怒”的形式出现的。 后儒对原始儒家的这两面兼得兼尽者不多,大 多各得其一偏,故在中国文论史上演出了以“怨而 不怒”的唯一标准而批判“怨而怒”,或以“怨而怒” 收稿日期:2005—07—29 作者简介:刘文勇,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系教师。 为标准批判“怨而不怨”的历史剧。就前者言,班 固、纪昀是其典型,班固《离骚序》批评屈原“露才扬 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忿怼不容,沈江而 死,亦贬絮狂狷景行之士”,殊不知孔子并不废狂狷 之“怨”,而纪昀《月山诗集序》中更以“怨而不怒” 为绝对标准,以致于否定韩愈的“不平则鸣”说: 斯真穷而后工,又能不累于穷,不以酸恻激烈为 工者,温柔敦厚之教,其是之谓乎?三古以来,放逐 之臣、黄馘牖下之士,不知其凡几,其托诗以抒哀怨 者,亦不知其凡几。平心而论,要当以不涉怨尤之 怀,不伤忠孝之旨为诗之正轨。昌黎《送孟东野序》 称“不得其平则呜”,乃一时有激之言,非笃论也。¨1 这些均为极端之论,但这些论调也不宜轻易被 否定,如“怨而怒”之“怨”用于价值理性的承担,那 么这种批评就显得苍白无力了,如果“怨而怒”之 “怨”用于一己之私愤的发泄,那么这种批评又有其 合理性,从中国文学的实际看,陷于“私为一人之怨 愤”的“怨而怒”的情形也并不在少数,单就私“怨” 成为一种艺术而言,也不得不讲求必要的婉曲,故此 种批评在历史上的绵延不断又是必然的。就后者 言,为“怨而怒”之“怨”辩护而批判“怨而不怒”之 怨的情形与心态又是各不相同的,有站在价值理性 的为公的立场上而论说者,如王逸《楚辞章句序》对 屈原之“怨而怒”之“怨”的辩护以及对班固的批评, 如陈子龙《诗论》中对“过情之怨”的强调以及对后 之儒者“则日忠厚,又曰居下位不言上之非,以自文 其缩”的批评,就属此类,这样的立场与境界的言论 在中国文论史上又可谓绵延不绝,这是俗儒贱儒总 是在历史上绵延不绝的“社会存在”所决定了的,然 而历史上亦有站在一己之怨愤的发泄的立场上为 “怨而怒”之“怨”申说者,李贽《杂说》中所谓“诉心 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发狂大叫,流涕恸哭”、 “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的论说大抵如是, 这种“发狂大叫”之“怨而怒”是有价值的,但是与为 公的“怨而怒”比,其境界自是逊色一筹,以此,主 万方数据 第11期 刘文勇 儒家“怨而不怒”理论再评析 215 “怨而怒”之“怨”而批评“怨而不怒”之“怨”亦不应 作整体观之而均给予很高的评价,而应有所分别而 对待之。 除了“怨而不怒”与“怨而怒”两者之间在历史 上形成错综复杂的相互批评的关系外,还有一种情 形就是站在“怨而不怒”的立场上把本身就是“怨而 怒”的“怨”诠释成了“怨而不怒”的“怨”,这又以对 屈原之“怨”的诠释为其显例。屈赋生于南方“劲质 而多怼,峭急而多露”的“楚风”之中,故其风格其 “怨”大体上不同于北方的《诗经》的温柔敦厚、怨而 不怒,而呈现为“怨而怒”,这是历代赞赏屈赋“怨而 怒”和反对屈赋“怨而怒”者均看到的事实,司马迁 以赞赏的态度看到了这一点,班固以批评的态度亦 看到了这一点:“且《离骚》一经,忿怼之极,党人偷 乐,众女谣诼,不揆中情,信谗齑怒,皆明示唾骂,安 在所谓怨而不伤者乎?”袁宏道是以屈原的“怨而 怒”来为自己和当代的其他人的“怨而怒”作辩护 的,是为性灵的直抒作辩护的,但其独抒性灵的“怨 而怒”又是无法与屈原的“怨而怒”相提并论的,这 些且不深论。在文论史上这么多人看到了屈原确乎 是“怨而怒”的,但竟亦有把屈原看成“怨而不怒” 的。刘安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 苦《离骚》者,可谓兼之。”【41此一论说就是如此,王 逸一方面看到了屈原的“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 的“直若砥矢”的“怨而怒”,然而他又有意地把屈原 的“怨而怒”诠释成了“怨而不怒”,其《楚辞章句 序》中云:“而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 义,而作《离骚》。”“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 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而论者以为露才扬己,怨 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离骚》之文, 依托五经以立义焉。”这些论说其意所在一见便知; 而刘勰于此也未免于此种倾向,他认为《离骚》的 “同乎《风》、《雅》者”之“四事”中就有“忠怨之辞”, 虽刘勰又指出《离骚》有“异乎经典者”之“四事”, 但亦在一定程度上把“骚”诠释成了“风”,把屈原的 “怨而怒”诠释成了“怨而不怒”。此一风气在此后 的中国历史上亦绵延着,是为风骚并称而又援骚入 风、以骚人风的历史情状。 正因如此,所以如何去“怨”的问题在古代实际 上是呈复杂的胶着状态,不宜简单地以“怨”是否激 烈去作价值判断,而应在其“怨”是否呈现为公的价 值理性的原则下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且具体判断。 从儒家的理想上言,即便是在均为公的前提下, 亦是认为“怨而不怒”高于“怨而怒”的,孟子自言是 “不得已”而“怨而怒”的,亦说明他是以“怨而不 怒”为理想的,在儒家那里,至少“怨而不怒”是第一 理想,“怨而怒”是第二理想,但前提是为公而“怨”。 如不为公,则不为公的“怨而不怒”的价值又远低于 为公的“怨而怒”的价值,后者自然可以批评前者, 如不为公,则不为公的“怨而怒”的价值亦远低于为 公的“怨而不怒”的价值,后者自然亦可以批评前 者,但历史上的批评又不是按此理想状况去进行的, 有以为公的“怨而不怒”而批评为公的“怨而怒”者, 有以为公的“怨而怒”而批评为公的“怨而不怒”者, 中间更有比这二者更复杂的情形,如以为公的“怨 而怒”批评为私的“怨而怒”,以为公的“怨而不怒” 批评为私的“怨而不怒”,以为私的“怨而怒”批评为 私的“怨而不怒”,以为私的“怨而不怒”批评为私的 “怨而怒”,等等,所以对古代的这些“批评”进行研 究时,应具体观察其立说的动机和所欲言到底是什 么,然后再下价值判断,对于古代史上对于“怨而 怒”的“赞扬”亦应如此观察之后而评断之,如司马 迁对屈原之“怨而怒”的赞扬与袁宏道对屈原“怨而 怒”的赞扬就不能等同视之。 历史的情形既如此复杂,故宜“复杂”而论之, 现当代的一些论者特别赞赏“怨而怒”之“怨”,这是 正确的,但亦有偏颇,其原因就在于没有“复杂”而 论之,以至于把李贽之“怨而怒”的论说推尊到高出 司马迁、韩愈等人的论说之上。与此种推尊“怨而 怒”的情形相反,对“怨而不怒”的“怨”则又评价较 低甚或否定。如果“怨而不怒”的“怨”不以价值理 性为归,甚至异化成对一家一姓的帝王政治的服务 术和自己的保命术,那确实应评价较低与否定,但 是,在原始儒家和后世真正的儒者那里,其立“怨而 不怒”之说恰又是初衷在于为公的价值理性的回 归,他们抱此一建设性的理性的批判态度,正在于对 社会不绝望,并希求以此建设性的批判使社会回归 价值理性之上,以此,在不绝望的前提下,他们一般 不主张非理性的歇斯底里的非建设性的批判,其苦 心盖如此而已,历史上儒家之所以如此地推尊“怨 而不怒”并把事实上的“怨而怒”诠释成“怨而不 怒”,其苦心亦如此而已,这与道家在愤世嫉俗的一 番非建设性的批判之后就逃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有学者指出: 对于“中和”这一审美形态,应更多地从其深层 背景上去理解何谓“中和”,而不应该仅仅从表层前 景的形式特征上去肤浅地理解。应该说,儒家文化 中的忧患意识,乾健刚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浩然正气 的大丈夫气概,救天下之溺的道义承担,还有崇义不 崇力的怀柔和平政策,正是中国文学史上怨诗、讽刺 诗、兴寄诗、反战诗传统的精神支柱。虽然它们的面 貌不那么温柔敦厚,但这正是“中和”的宇宙、社会 和心理秩序被破坏以后,由挠、荡、激、梗、灸、击而后 所发出的不平之呜,其深层背景仍是要“致中和”, “致平”。可能正是考虑到这一深层背景,所以儒家 诗教的确强调在发不平之呜时,也仍要注意怨而不 怒、哀而不伤,否则过了头,就会乖于其“致中和”的 深层背景。因为从先秦乐教的传统承续过来的诗 教,仍然受着乐教的影响,特别注意形式上的和谐或 不和谐对于人心、社会的不同引导作用。但是,把 “温柔敦厚”等同于儒家之“和”,却是一种误解或一 种片面的理解。这是那些不能深切理解和同情孔子 万方数据 216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第26卷 和孟子的后世俗儒的“中和”观。”J(肺叫” 这一论断既可以回应古代史上那些俗儒对不太 “中和”的“怨而怒”的“怨”的批评,亦可以回应现 当代对“中和”的“怨而不怒”之“怨”的批评。 所以,真正的儒者所理解的“怨而不怒”是包含 “怨而怒”的,是“怨而怒”而又复归于“怨而不怒”, 与此相适应,他们所理解的“怨而怒”,也是包含“怨 而不怒”的,是在“怨而不怒”中呈现“怨而怒”。 “怨而不怒”是一个弹性的区间而不是一个点,站在 一个“点”上来观察问题的话,则太绝对、太不宽容 了,同样,“怨而怒”亦是一个弹性的区间而不是一 个点,如站在一个“点”上来观察问题,也易产生过 激之评,欧阳修《论尹师鲁墓志》中云“《春秋》之义, 痛之益至,则其辞益深,‘子般卒’是也。诗人之义, 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君子偕老》是也。不必号 天叫屈,然后为师鲁称怨也。”L6 o所云即是“怨而怒” 与“怨而不怒”的浑融状态,这是对二者的较为通达 的理解,而明清之际的黄宗羲对此亦有较深刻的理 解,并批评了那种持论过严的“温柔敦厚”论,提出 了新的“激扬以抵和平”的“温柔敦厚”论,此亦是很 为通达的“怨而不怒”论,亦可谓非常通达的“怨而 怒”论,其《万贞一诗序》中云: 彼以为温柔敦厚之诗教,必委蛇颓堕,有怀而不 吐,将相趋于厌厌无气而后已。若是则四时之发敛 寒署,必发敛乃温柔敦厚,寒暑则非矣;人之喜怒哀 乐,必喜乐乃为温柔敦厚,怒哀则非矣;其人之为诗 者,亦必闲散放荡,岩居川观,无所事事而后可;亦必 茗碗薰镳,法书名画,位置雅洁,入其室者萧然如睹 云林、海岳之风而后可。然吾观夫子所删,非无《考 榘》、《丘中》之什厝乎其间,而讽之令人低徊而不能 去者,必于变风变雅归焉。盖其疾恶思古,指事陈 情,不异薰风之南来,履冰之中骨,怒则掣电流虹,哀 则凄楚蕴结,激扬以抵和平,方可谓之温柔敦厚 也。‘71 以此观,则历史上那不少的“执而泥之”的“怨 而不怒”论者对屈原似的“怨而怒”的批评实在是迂 执过甚,不能理解孑L子之精神的真义,而从儒家之真 义出发,则应“神而明之”,不必拘泥一极端立场,应 与时俱进地理解“怨而不怒”与“温柔敦厚”,叶燮 《原诗》中说得好: 或日:“温柔敦厚,诗教也;汉魏去古未远,此意 犹存,后此者不及也。”不知温柔敦厚,其意也,所以 为体也,措之于用则不同;辞者,其文也,所以为用 也,返之于体则不异。汉、魏之辞,有汉、魏之温柔敦 厚,唐、宋、元之辞,有唐、宋、元之温柔敦厚。譬之一 草一木,无不得天地阳春以发生,草木以亿万计,其 发生之情状,亦以亿万计,而未尝有相同一定之形, 无不皆具阳春之意,岂得日:若者得天地之阳春,而 若者为不得者哉?且温柔敦厚之旨,亦在作者神而 明之,如必执而泥之,则《巷伯》《投畀》之章,亦难合 于斯言矣。[8】 叶燮所批评的正是那种形而上学地理解“怨而 不怒”的现象,所主张的正是动态的、与时俱进的理 解“怨而不怒”的态度,此一态度实则又是删诗论诗 之孔子的基本态度,只是后儒中不少人不能辩证地 继承此一精神而已。 结语 如果撇开儒家重“怨”批评社会时又强调“怨” 亦然有一个正面引导社会的教化责任而提倡“怨而 不怒”这一点,单就文学性这一端而言,此一标准亦 然有其不可忽视的正面价值。文学不是骂街而是艺 术,故文学之“怨”总得有一个艺术性的问题存在,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清代讽刺小说和 清末谴责小说时认为真正的“讽刺”必须是既秉持 公心而又婉曲的: 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挝时 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 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L9 J‘r”” 这一标准亦然适用于与“刺”合一之“怨”,或者 亦适用于与“刺”虽不直接合一但又间接合一之 “怨”,以前者言,则“怨”要秉持公心,以为公的价值 理性为原则去“怨”,以后者言,则要求“婉曲”而 “怨”,当然,这“婉曲”是一个开放的标准而不是一 个绝对的封闭的标准,而“婉曲而怨”显然就是“怨 而不怒”之意了,当然,这“怨而不怒”亦是一个开放 的标准而不是封闭的标准,如果这样理解的话,那么 “怨而不怒”恰恰又是使文学之“怨”成为真正文学 之“怨”而不是骂街的标准,以此观,则我们又不得 不对古代儒家主“怨而不怒”增加一些了解和同情。 总之,就是从纯粹的文学观点来看,无论是为公而怨 还是为私而怨,总得讲究一点文学性才成为文学,因 此,必要的适当的“婉曲”又是理所当然的,只是不 宜把这“婉曲”理解得过分狭隘、过分绝对就对了, 这正是儒家既讲比兴而“刺”又讲比兴而“怨”的根 本所在,所谓“比兴”就是“婉曲”,就是保证“怨”的 文学性的艺术手段。 参考文献: [1]八佾[A].论语[C]. 【2]子路【A].论语【c]. [3]纪文达公遗集(卷九)[M]. [4]班固.离骚序,引刘安语[M]. [5]叶朗主编.现代美学体系[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6]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七十三)[M]. [7]黄黎洲文集[M].中华书局,1981. [8]原诗·内篇(上)[A].清诗话(下册)[c].上海古籍出版 社。1978. [9]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陈灿平)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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